陕北结婚习俗大全,聆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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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陕北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陕北文化是汉族民族文化的浓缩,而陕北结婚习俗是陕北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蕴深远。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2007年由陕西省文物局批准设立。以下是中国本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详细介绍。

由陕西荣威投资有限公司、陕西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国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聆听中国·陕北民歌音乐会”在波兰国家戏剧院、德国柏林UDK音乐厅先后带给欧洲观众两场完美的陕北民歌视听体验。据“聆听中国”欧洲巡演总策划、导演周小舟介绍,不仅在波兰、德国等巡演城市,陕北民歌唱满全场是首次,陕北民歌主题音乐会唱满全场在欧洲都当属首次。 提及在风格多样和题材广泛的中国民歌里面,为何会选中陕北民歌在欧洲作专题音乐会,导演周小舟介绍说,是因为陕北民歌有着“中国的根”。陕北民歌大气磅礴,新中国的发源也与陕北紧密相连,赋予了陕北民歌更多的厚重感。整场音乐会中《兰花花》《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五哥放羊》《圪梁梁》《走西口》《三十里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大批耳熟能详的歌曲都在其中。周小舟介绍说,这些演出曲目里既有“土得掉渣”的原味民歌,也有经过艺术加工,用交响乐方式呈现的民歌。他说:“在黄土高原上,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就是一首歌。蓝天、黄河、黄土以及陕北那特有的苍凉,谱写出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伟大乐章。” “聆听中国·陕北民歌音乐会”这场演出并非某个艺术院团的出访,也不是某位歌唱家在欧洲的音乐会,而是集结了哈辉、郝歌、师乐、玛利亚瑞希、张青春等国内外近20位歌唱家,以及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波兰什切琴管弦乐团等近200位音乐家。 欧洲巡演首场演出在波兰国家剧院启动,中央民族歌舞团优秀青年女高音师乐演唱的《赶牲灵》、哈辉在古琴家杨青的伴奏下演唱的《琴歌》,以及尼日利亚的郝歌演唱的《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玛利亚瑞希演绎的《黄土高坡》等,让波兰观众听得欲罢不能。尤其在多位欧洲知名歌唱家演唱陕北民歌的时候,整个现场都沸腾了。 周小舟介绍说,集合200人的巡演团队的确是件费力的事情,但为了让民族艺术走向国际,觉得很值得。比如,外国歌唱家的语言和韵味问题,就是唱陕北民歌要解决的问题。师乐介绍说,波兰歌唱家尤安娜·马克西姆维奇为了唱好《秋收》,就专门请教她中文发音,自己就“意外”成了外国歌唱家的中文发音老师。除此之外,如何将陕北民歌与交响乐队、美声唱法相结合,都是周小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次“聆听中国·陕北民歌音乐会”是庆祝中德文化年暨中德建交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都鼓掌要求返场,不愿离去。对于音乐会的成功,周小舟说,“流传在世的经典的陕北民歌,是黄河文化和黄土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绝唱;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性,这就是陕北民歌的源远流长,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原因。”虽然陕北民歌的地域风格很强,但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民歌给欧洲观众听,对于演员和听众都是独特的体验。师乐也认为,这次出访演出提醒自己以后将尝试用美声的方法演绎更多中国民歌,不仅能够容易让西方观众接受,也有利于将更多的中国旋律带到国外。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不无感叹地写道:“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们能走进陕北,能有幸走近陕北民歌,在细细领略它的无穷魅力时,就不难发现:那不正是我们一直向往并固守的精神高地和民族之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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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一

陕北民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北起毛乌素沙漠、南至金锁关,东起黄河、西至宁夏平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抒发着自己的冲天豪气,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世界。通过山曲、酸曲、秧歌曲、小调、道情、信天游、二人台、碗碗腔、陕北说书、劳动号子等多种形式,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尽情展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文价值。在这里,黄土高原广袤、雄浑中透出几分苍凉的自然环境,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思维的折射,赋予陕北民歌独特的地缘基因,那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热情奔放的一首首陕北民歌,不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吗?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陕北人就像陕北民歌的一个个音符,无论是牛耕的犁沟,还是农闲的炕头;无论是节日的街巷,还是商贾的路途,都会被陕北人谱写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痴的民歌乐章。“阳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那做工、放牧、赶牲灵的;那洗衣、挑水、纳鞋底的,竞相用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劳作中、酒席上,甚至叫卖、哭悼,都有词有曲,令人荡气回肠,情不自禁。清末钦差、光绪帝的老师王端芬在巡视三边后写的《七笔勾》中,将三边描绘成“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且不论老先生有无偏见,正是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小的客观现实,才使陕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张扬,才会涌现出赫连勃勃、李继迁、李自成、韩世忠这样的民族精英,才会孕育出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精品。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集陕北文化区域自然演变的见证物与人类文化遗留物于一体,以历史年代为线索,现主要展出有陕北文化区域范围内地质年代的动植物化石,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文化类型遗留物以及夏商周至民国时期的历史遗留物近1000件,突出反映了陕北文化区域内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历史特点。

陕北民歌是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音乐巨著,是望陕北的百科全书。“信天游好像没梁的斗,甚会想唱甚会有”,现今流行的两万多首陕北民歌中,有言情的、叙事的,也有诉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头传唱文学。陕北民歌在流行、演绎过程中,客观上陶冶了陕北人淳朴、善良、刚毅、豁达的个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像陕北民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黄河船夫李思命,《赶牲灵》的作者、脚夫张天恩,《三十里铺》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等,他们可以不识字、不识谱,但他们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民歌。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们一样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人,才将黄河船夫的伟大、脚夫的艰辛、爱情悲剧的伤感,定格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乐的翅膀,从陕北的土旮旯、山圪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征集、调拨、借展、捐赠等方式进行展厅建设外,还建起信息资料库、文物教学标本库及自己的网站,供研究查询。

应该说,党中央进驻陕北,将陕北民歌引向了辉煌;而对陕北民歌的推陈出新,则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序幕。早在1938年,音乐家吕骥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鲁艺师生则成为民歌采风的主力军,他们深入绥德、米脂及周边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将《移民歌》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洋溢着浓郁黄河魂和黄土情的陕北民歌介绍给世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汲取陕北民歌的丰富营养,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新民歌、新秧歌剧的创新。从《东方红》、《南泥湾》、《拥军秧歌》,到《生产大合唱》等等。诗人公木、李季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分别创作的《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更开了民歌体新叙事诗之先河。特别是1943年由鲁艺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以陕北秧歌剧形式创作的讴歌火热大生产的《兄妹开荒》,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新秧歌剧”,它和相继问世的《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优秀剧目一起,标志着中国革命文艺由衍生走向成熟。随之而起的新秧歌运动,较好地实现了群众文化艺术性与群众性的统一。那最能宣泄情感、表达时代激情的陕北大秧歌和陕北民歌一起,伴着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来了一次全国大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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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世界文明史,像陕北民歌这样普及且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虽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确是世界少有,中国仅有。如果论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哭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新天地”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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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说的就是《东方红》。由于《东方红》吼出了时代的心声,更道出了“谋生存”这一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所以一俟唱出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传唱全国,风靡天下,不但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作为人类送上太空的第一首乐曲(1971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将《东方红》乐曲唱响宇宙)而彪炳史册。“哭恸了地”是指现行的《哀乐》。1942年,鲁艺的刘炽、张鲁在米脂县常石畔村吹手常峁儿处采风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楚哀怨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很快就被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1943年边区军民恭迎成吉思汗灵位时,被正式当作哀乐使用。1956年刘炽在《上甘岭》电影中将此曲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追悼音乐,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唱出一个新天地”是指《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是1943年由王岚、林农编剧,刘炽编曲的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涧为中心区域流行的陕北道情基础上改创而成的。1945年中共“七大”庆祝晚会上首次以独唱歌曲出演,后由安波重新配词、刘炽修改定名。《翻身道情》鲜明的政治色彩将陕北民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感染力、影响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那个时代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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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用陕北民歌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就是因为陕北民歌能始终代表中华先进文化之前进方向。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酸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将此曲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马调》。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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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始终和着时代主旋律、始终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终使陕北民歌这一陕北的民粹,成为陕西之名片、中华文化之瑰宝、世界文艺之经典,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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