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从重庆谈判到双十协定
分类:中国史

金沙网上娱乐 1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按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来源:北京日报

金沙网上娱乐 2《双十协定》手稿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①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③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④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⑤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⑥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⑦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刚,必须坚持,不可忘记。”⑧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⑤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⑦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⑨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⑩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⑾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⑿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24、3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1159、1161页。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中共谈判代表毛泽东 周恩来 王若飞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桂园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晚8时半,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一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30日。“应召”、“威德”四字将蒋介石以统治者自居、高高在上的心态暴露无遗。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

谈判结果

经过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而且这份协议不久就被蒋介石撕破,全面内战爆发,直至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瓦解,蒋介石避走台湾。1947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年的教训》,评价重庆谈判一年来的局势发展,总结经验教训。

历史点评:重庆谈判发生在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经过8年浴血奋战,英勇的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接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43天的谈判,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转折的契机。

金沙网上娱乐 3

初谈不顺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金沙网上娱乐,研究者秦立海对记者说,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只是想将毛泽东一军。如果毛泽东不来,则可以把挑动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趁机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秦立海说:“这种观点固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不能认为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当时,蒋介石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又正值抗战胜利,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机会逼中共就范。如果共产党迫于各方压力接受了和谈条件,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告诉记者,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

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赫尔利再出马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

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杀心暗起

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作为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两度赴美研读《蒋介石日记》。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杨天石看到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杨天石对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震惊,“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流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

杨天石告诉记者,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杨天石对记者说:“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杨天石教授说,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意外还是阴谋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

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

原来,当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

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4时45分了,可5时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5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

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晚上7点,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

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和平已经死了”

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当年10月底,国民党军三十军、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2月1日,在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向反对内战的师生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重伤29人。

次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60多人。

5月,拿着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攻占了四平、长春、吉林……

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马叙伦等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的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在《双十协定》签订整整一年之后,为了争取最后的和平机会,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南京继续和谈。当他乘了一夜的火车到达南京时,看见报纸上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无奈的梁漱溟凄然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400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仅仅不到三年,人民军队便解放了全国。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为之付出无数努力的和平虽然死了,但中华民族却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了。

文章来源历史说

本文由金沙总站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从重庆谈判到双十协定

上一篇:食量不大压缩饼干也算一餐,毛主席不吃酱油的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