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分途与刘知幾的叙事理论,的概念与中国散
分类:中国史

中国具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散文研究可以成为考验审美能力的最佳试金石。散文本身丰富而微妙的美感特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内容摘要:刘知幾有关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史才与文才的辨析,从史学的角度对文学与史学作了清晰的分割,旨在纠正魏晋以来历史撰述受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浮华之风,确立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含蓄隽永的历史叙事风格。萧统从文学特性出发,将记事之史、系年至书摒弃于《文选》之外,划清了文与史的界限,反映了文学的自觉。刘知幾要求清算绮靡文风对历史叙事的影响,则体现了文史分途后史家史学意识的自觉,并从思想观念上确立了史学的独立性。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知识点概要

概念;中国散文;传统

关键词:刘知幾;历史叙事;文史分途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文心雕龙》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龙》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羣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羣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中国具有悠久的散文传统。散文研究可以成为考验审美能力的最佳试金石。散文本身丰富而微妙的美感特质,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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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四大古代文体中,散文是最为混乱、聚讼最多的概念。任何学者写古代诗歌史、戏曲史、小说史,在取材对象上都不会有重大差异,而古代散文史的写作至今并未形成稳定的共识。散文之“散”,是就韵律而言还是就对偶而言?散文只包括集部的单篇文章,还是包括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如果包括后者,那么边界在哪?古文、韵文、骈文、时文、四六文、八股文、古赋、骈赋、律赋、文赋、骚赋、楚辞,这些概念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或并立,或对立,或重叠,或交叉,或承继,它们之中,到底哪些可以算作散文,还是统统可以包括?有感于种种“乱象”,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中认为:“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内容提要:刘知幾有关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史才与文才的辨析,从史学的角度对文学与史学作了清晰的分割,旨在纠正魏晋以来历史撰述受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浮华之风,确立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含蓄隽永的历史叙事风格。萧统从文学特性出发,将记事之史、系年至书摒弃于《文选》之外,划清了文与史的界限,反映了文学的自觉。刘知幾要求清算绮靡文风对历史叙事的影响,则体现了文史分途后史家史学意识的自觉,并从思想观念上确立了史学的独立性。

结合作品理解

在当代散文史著作中,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最具范式意义,代表了“大散文”观念的持续发展与演绎。所谓“大散文”观念,即“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具体行文时,作者将经、史、子、集一切篇章段落也都划入研究范围,比如《易传》《洛阳伽蓝记》《诗品》《搜神记》《抱朴子》《北行日录》《容斋随笔》《齐东野语》《日知录》《读通鉴论》《越缦堂日记》《訄书》,等等。郭预衡治学一向尊奉鲁迅,其对于散文的去取断制,很可能受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鲁迅在论述早期小说史时,其实是从一切早期文献材料中寻找“小说因素”;郭著则对此进一步扩衍,要从历代文献材料中寻找“散文因素”。如果“散文因素”充分,即便是《日知录》这样的学术笔记,也可写入散文史;如果“散文因素”不足,则韩柳文集中的文字也可忽略不计。那么,到底什么是“散文因素”呢?这得从“文”的概念谈起。

  关 键 词:刘知幾 历史叙事 文史分途

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到了南朝,由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文学观念也日趋明晰。宋文帝开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列。宋范晔著史单位文苑传。这时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界限的争论,这些无疑都对文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加以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激起了一些进步文人的不满。在这样情况下,刘勰、钟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的“总括”和“拾遗”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自由探索项目“新史学视野下的传统史学”。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文”的概念史,看似混乱纷纭,其实亦有思维规律可循。“文”这个字的本义是交错,交错就是增加了一点东西,使原来的事物变得更复杂一些。《文选》之“文”,《文心雕龙》之“文”,都表示两位伟大的编著者萧统和刘勰,在努力寻找“文”到底意味着增加了什么,才使其区别于其他文献。《文心雕龙·原道》云:“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的意思是,“文”是事物自身发展出来的“饰”,不妨可称为“内饰”。“饰”由内起,但又表现于外。一片无色的云,就不是“文”;只有当“云霞雕色”,才产生“文”;而这些“色”,又必须是云霞自己“雕”成,非如“画工”那样“外饰”。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甘肃兰州 730000)。

赋作方面。建安承汉末抒情小赋的遗风,尤其在对偶工整和辞藻富丽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的开端。曹植的《洛神赋》是最杰出篇章。正始赋作,由于政治问题,感觉情绪低沉,偶有清新绵邈的赋作。两晋有西晋时期左思《三都赋》东晋还有山水赋。南朝骈赋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别赋》等 。北朝庾信《哀江南赋》等 。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同样道理,一部《春秋》,若只看它所记载的事实,则不是“文”;若思考其记载事实的形式,并且认为这种形式出自作者的主体意志,那么它就是“文”。《文心雕龙》的《宗经》《史传》二篇,不能等同于经学史和史学史,其特色正在于强调经史文献的形式感以及形式感背后的主体性。形式感就是“文”之“道”,也就是“文”的本质,这是《原道》篇的主旨;主体性就是“文道”背后的“圣”以及一切效法圣人的作者,这是《征圣》篇的主旨。总之,《文心雕龙》试图从一切文献中发掘形式感和主体性,兼备二者的文献则可称之为“文”。

  刘知幾认为,魏晋以来文与史已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变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史学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历史撰述效法文学,“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1](P180),严重损害了史学的品格。因此,他要求严格区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反对文人修史,呼吁史家叙事质朴含蓄、文质相称。这是文史分途后自觉的史学意识的体现。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这些巫师、僧侣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 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初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加深印象

萧统显然是认同刘勰的,或者说刘勰是附议萧统的。《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沉思”即主体性,“翰藻”即形式感,二者必须兼备,才是“文”。

  一、文史分途与刘知幾的认识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魏晋风骨、竹林七贤、狂狷的文人、酒与药、隐士与游仙、清谈……魏晋文学以及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使那个时代成了一个制造文人传奇的时代。

然而,刘勰和萧统终究只给出了“文”的本质结构,没有明确限定此种结构所出现的阈值区间。从最广义而言,“文”就是一切文献,它的主体性和形式感可以降到最弱,但也不能像账簿、名册那样完全质木无文;从狭义而言,“文”只能包括一部分文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它必须具备明显的主体性与形式感;从最狭义而言,“文”又只能是排除了诗歌、戏曲、小说之后剩下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散文。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史学书籍置于《六艺略》春秋家,《隋书·经籍志》则设立史部予以著录,使之与经、子、集部并列而为四部之一。这表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史学已从附庸蔚为大观。在这一历程中,史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也经历了文史合流与分途。逯耀东指出:“在史学脱离经学的独立转变过程中,又和当时脱离经学并已蓬勃发展的文学结合,形成文史的合流。所以,刘勰认为史学也是文学写作形式的一种,因而于《文心雕龙》立《史传篇》。文史合流至萧统编《文选》才作了新的划分。《文选序》说明选择文学作品的条件,将记事之书的史学著作摒于《文选》之外,却选择了表现作者个人意识,与文学作品性质相近的史书论赞,划清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2](P219)这是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关系变迁的精确概述,并将《文心雕龙·史传》篇、《文选序》作为文史合流与分途的代表。

  《文心雕龙·史传》篇叙述了史学发展的源流,评论了自先秦到晋代的史家、史书,并对史学的功用、史书体裁体例、编纂方法与撰史态度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撰述应“词宗丘明,直归南董”。史学研究者将其誉为较早的史学史专篇或史学批评专篇,但文学理论研究者却颇多微词。如著名文论家周振甫认为《史传》篇本应讨论历史散文,却论述史学发展流变、史书体裁体例,偏离了主旨。“作为论文章的书,《史传》有缺点:(一)过多地讲历史,对历史散文讲得不够。”“(二)过多地讨论历史书的各种体裁的优缺点,对纪传体历史书的传记文学没有认识。”“(三)在选文定篇上,没有突出《史记》的成就,对《史记》的认识不足。”[3](P139-140)其所谓对《史记》的认识不足,是指刘勰没有对《史记》创立传记文学的成就进行分析、表彰。这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对《史传》篇所提出的批评,反映了文史分途后人们对文学评论著作的要求。殊不知,刘勰时代文史合流,他是将史传视为文学写作体裁之一种。因而,周振甫的批评很难说是做到了知人论世。《文选序》阐述了选文的标准,以及将经、史、子之文摒弃于《文选》之外的原因。论及史著时,其指出:“至於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4](P4)萧统从文学的角度将缺乏文彩、旨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史书予以刊落,仅收录具有文学特色的序、论赞。这表明文与史已分途。文史分途也反映在目录分类中。“就在萧统编辑《文选》,将史传排除的同时,而有阮孝绪的《七录》出现。阮孝绪的《七录》第二是《纪传录》,《纪传录》所包含的内容都是史学著作,而且是后来《隋书·经籍志·史部》的蓝本。《文选》和《七录》两种极不相同类型的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里,却共同划清文史的界限,当然不是偶然的。”[2](P37-38)这说明,文史分途至迟在梁朝已成为事实。

  应该指出的是,文史分途与经史分离有异。“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的南朝,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正像前引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从‘文’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5](P71)正因为文史分离是文学自觉的体现,史学处于被动地位,故而史家对此缺乏自觉意识,仍亦步亦趋于文学之后。“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1](P178)较早对文史分途现象进行反思的史家是刘知幾,他从史学角度梳理文史关系,将文学与史学作了清晰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历史叙事的理论与方法。

  刘知幾认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文史关系经历了“文之将史,其流一也”到“文之与史,较然易辙”的变化。他指出:“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1](P123)这是说诗赋这些文学作品与史学著作一样,皆能据实而书,惩恶劝善,故而“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诚如论者所言,这是从文史的功用角度将其视为一致的。但魏晋以来的文学作品向追求形式美方面发展,辞藻华丽,文风绮靡。“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6](P966)这样的讲求词采、声律、性情之文与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已渐行渐远。刘知幾指出:“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而“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1](P123-124)。故而在他看来,文之与史已判然两途。“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1](P250)然而,历史撰述者却没有觉察到这一变化,叙事行文深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1](P180)所撰之史不伦不类,严重损害了史学品格。因此,刘知幾要求严格区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并坚决反对文人修史。如果说萧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将“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之史著排除在《文选》之外,反映了文学的自觉,那么刘知幾从史学特征出发要求将文学从历史叙事中分离出去,则是文史分途后史家自觉意识的体现。尽管与文学相比,这种自觉意识晚了许久。胡宝国论及史学的独立时曾指出:“通常以为史学与经学分离后即告独立。如果把标准定得再苛刻些,或许可以说,只有到史学与文学也划清界限后,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5](P68)因此,他认为史学的独立应在南朝。但若从史学意识方面来考察,是否可以说,刘知幾在梳理文史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叙事理论,史学才真正与文学分离而独立。换言之,刘知幾的历史叙事理论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了史学的独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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