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史学理论发展三阶段,合理借鉴西方马克
分类:中国史

史学理论是史学的灵魂,既是整个历史学科的晴雨表,又是史学发展的航向标。重视史学理论,关注其发展趋向,是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高度自觉的反映

内容摘要:当前,国际史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史学界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又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一席之地,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寻求资源,也善于从西方史学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取有益成果。放眼世界史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回望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受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当前,国际史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史学界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又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一席之地,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做到“知己知彼”,了解不同国家、不同范式的史学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前行。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寻求资源,也善于从西方史学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取有益成果。放眼世界史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汲取其中一些有益成果,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创新。

史学理论;发展;新时期;史学;史学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研究;成果;学术;了解;交流互动;开拓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这是中西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不管是E·P·汤普森恪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誓言,还是霍布斯鲍姆一再强调马克思在历史编纂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两位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承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价值取向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处处留意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前途命运。这直接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在史学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转向下层民众。在这一点上,它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合拍的。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和治史旨趣,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相通的。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仅建立起来,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史学理论是史学的灵魂,既是整个历史学科的晴雨表,又是史学发展的航向标。重视史学理论,关注其发展趋向,是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高度自觉的反映。

作者简介: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时会对中国史学作出一些错误判断、发出一些皮相之见,究其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史学不够了解。我们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正确认识与准确判断,首先要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回望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受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文脉衔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喜欢张扬自身个性的另一面,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偏颇之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回应时代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取向,触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曾涉及的领域(如精神状态史研究),拓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畴(如探讨劳工史的文化因素)。一些学者的历史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年代四部曲等,对我国历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以前了解甚少,后来才逐步开始研究。当前,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认真解读其经典文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呈现阶段性特征

  当前,国际史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史学界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又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一席之地,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做到“知己知彼”,了解不同国家、不同范式的史学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前行。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寻求资源,也善于从西方史学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取有益成果。放眼世界史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汲取其中一些有益成果,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属于可以反观自我的“他者”。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失之偏颇,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与其进行对话。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消除彼此的认识误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既要修炼内功,也要巧借外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外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是其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这是中西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不管是E·P·汤普森恪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誓言,还是霍布斯鲍姆一再强调马克思在历史编纂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两位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承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价值取向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处处留意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前途命运。这直接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在史学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转向下层民众。在这一点上,它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合拍的。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和治史旨趣,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相通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史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令史学界顿感新鲜。关于史学理论或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任务等,一度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在介绍和翻译大量国外史学理论或方法论书籍的同时,我国史学界又陆续出版了近20种史学理论教材和著作,对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持续深入。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时会对中国史学作出一些错误判断、发出一些皮相之见,究其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史学不够了解。我们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正确认识与准确判断,首先要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回望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受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文脉衔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喜欢张扬自身个性的另一面,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偏颇之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回应时代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取向,触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曾涉及的领域(如精神状态史研究),拓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畴(如探讨劳工史的文化因素)。一些学者的历史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年代四部曲等,对我国历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以前了解甚少,后来才逐步开始研究。当前,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认真解读其经典文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有所减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合在一起,成为历史学系统的首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研究往往通过史学史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研究,既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也属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通过研究西方史学家、史学思潮体现出来的。史学理论界意识到,史学史是史学理论的基础,没有史学史的根基,史学理论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密切结合,反映了研究者已摆脱了就理论谈理论的模式,并逐步从史学具体实践来总结和概括史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属于可以反观自我的“他者”。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失之偏颇,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与其进行对话。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消除彼此的认识误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既要修炼内功,也要巧借外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外力。

进入21世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结合得依然紧密,并成为史学理论发展的常态。但也有新的表现:一是出现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西方历史哲学的成果大量进入史学理论领域,西方政治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术语和观念亦为史学理论所吸收。二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例如中国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理论的分野、古代史学理论和现当代史学理论的差异。三是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主动参与全球史史学理论的研讨和建设。四是通过中外史学理论的交流,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得到西方和东亚史学同行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五是诸多中西兼通的史学理论人才成长起来。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是史学理论的扩展深化期。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相辅相成

贯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的问题,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如何看待唯物史观的指导,二是是否坚持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发展方向。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百年来的史学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将坚持唯物史观与发扬中国史学民族特色结合起来,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之路。

唯物史观体系具有完整性,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超过之、代替之。如果说在20世纪前半期,唯物史观只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自觉运用的历史理论,那么,经过对它的研究、应用和检验,任何不抱成见的史学工作者都认识到它的科学价值,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予以运用。坚持唯物史观,关键在于创造性地运用它。唯物史观并没有提供历史研究的现成答案,它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只有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坚持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二者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先人们留下的丰厚优秀史学遗产是当代中国历史学枝繁叶茂的肥沃土壤。史学创新与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吸收是不能分开的。传统史学在经过一定的“扬弃”后,作为民族文化的因子融入新时代史学中。只有坚持民族特点的史学发展方向,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才能使自己立于史学大国、史学强国之林。

继承发扬史学的民族特色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仍有必要发扬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和研究历史。

首先,全球化趋向不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力,反而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更加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其次,全球化趋向并不等于世界趋于一体化,更不等于不再存在差别和矛盾,而只是说明世界性联系的增多和加强。在顺应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注重保存和发扬本国的优秀文化,决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

再次,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是全球化趋向的要求。但是,如果不重视继承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丧失文化的自主性,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

继承和发扬本国史学的民族特色,不仅是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要顺应全球化趋势,大力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史学成果、史学观念,主动提出和参与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另一方面,积极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民族特点的史学体系,通过与他国史学的对话和交流,在国际上发出更多中国史学的声音,为世界史学的发展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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