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内蒙古区域游牧
分类:中国史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二,作者眼界开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特别是多学科参与下的实地调查方法,广泛搜集和研究了内蒙古地区的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实例,以及汉族移民不断地、大量地进入内蒙古地区后,游牧文化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文化制度和文化观念发生的历史性嬗变。20世纪初,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到了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给当代的文化研究增加了多个维度。内蒙古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发展史向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多重证据。明清以降以至现代,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内蒙古地区,给土著民族的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文化带来的异文化,成为当地土著游牧文化发生剧烈变迁的重要外部因素。作者得出结论说,内蒙古地区的文化模式,由统一的游牧文化类型向着多种文化类型转化,而这种转化或转型,呈现出了“变迁与融合的连锁性与渐次性”、“变迁的深层性与异质性”、“变迁与融合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三大特点。以草原游牧文化为根基的内蒙古区域文化,今天面临经济全球一体化、多元文化、城镇化的新的历史境遇,如何保持和弘扬作为基本生计的草原畜牧业及其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使其可持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和学界的时代使命。

《河北美术通史》:一部超越“地域”的地域美术史力作

时间:2018年01月1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李庚坤

  经过将近十年的艰辛研究与撰写,由河北省美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汉风与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郝琮撰写的《河北美术通史》近日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河北美术通史》作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及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成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域美术通史,填补了我国综合性地域美术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这部85万字的专著,其历史跨度从史前泥河湾文化至21世纪,内容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墓室壁画、陶瓷、青铜器、工艺美术、设计、美术理论、民间美术等美术的各个方面。该专著以严谨的学术论证,宏观的历史视角、哲学式的美学思考以及开阔前卫的艺术视野,确立了河北美术和燕赵审美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应该说,《河北美术通史》是一部超越“地域”的地域美术史力作。

  宏观的历史视角

  《河北美术通史》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具有宏阔的历史视角,而且这种历史视角是在一种当代性的文化认知基础上完成的。

  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而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曾提出过“长时段”的概念,他指出传统史学的内容即“事件”,仅是“短促的时间”内的事情,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深刻潜在因素;而长时段理论主张史学应当着重考察那些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结构”和“势态”,也就是要考察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时间的历史演变。然而,现行的行政区划,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概念则是一个“短时段”概念的产物。如果将“长时段”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等纳入“短时段”的概念中,必然会打破历史的延续性、破坏文化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河北美术通史》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普遍被忽视的现象,并努力将具体的作品论述置放在更为宏大和久远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和解读。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域美术通史”。作者以一种宏观的历史眼光,将华北地区的美术放入“燕赵文化”的“长时段”历史范围和地域范围内进行讨论,超越了现有行政区划的当代观念,避免了研究中的主观臆断和强行分割,保持了文化脉络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以这种综合性的宏观视角来研究区域性美术,在方法论上与巫鸿提出的“中层分析”具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将研究对象还原到具体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中,针对具体作品进行解读,从而揭示作品的特殊意义。

  哲学式的美学思考

  《河北美术通史》是一部哲学意识很鲜明的地域美术史。由于该专著的领衔作者汉风几十年从事美术理论和哲学研究,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美术发展均被作者置于哲学思辨和哲学背景下进行解读。这对于深刻揭示那些隐藏在作品深处的内在人文精神和灵魂具有决定意义,同时也决定了《河北美术通史》的独特品质。

  在《河北美术通史》的作者意识中,美术的发展直接建立在它的存在基础、文化基础和哲学基础上。美术的品质反映着它的文化品质和哲学品质。所以说,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来说,他的文化意识和他的哲学意识就显的非常重要。《河北美术通史》还告诉我们,河北美术的任何一次实质性发展都是在文化和哲学的嬗变和导引下而得以实现的。这是燕赵美术的重要特征,这同时也是所有艺术的重要特征。

  作者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眼光,从地域、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入手,通过美术作品为媒介,在美术史书写的同时,研究、梳理和概况河北文化和燕赵审美精神的发展规律和内在本质。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燕赵人民在漫长的熔炼和锻造中形成了一种豪迈、悲壮、刚烈、坚毅、淳朴、善良的地域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作为一种群体无意识,已经流淌在燕赵人民的血液之中。也正是这种性格特征,成就着燕赵美术独特的审美品质。”“不同民族、不同血统的人民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从而成就着燕赵人民共有的性格特征和审美特征,同时也成就着燕赵美术。”

  在研究、梳理和概况美术的发展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同时,作者还将燕赵美术上升到了一种美学的层面与高度,即“大美”与“壮美”境界,书中提到:“燕赵美术在儒学内圣外王、老庄哲学的天道意识、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形而上追问和佛教禅宗的问心自明等带有终极指向的中国哲学体系的滋养下,始终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和生命关怀。这些作品既具有神秘莫测的天道之美、浑厚博大的文化涵摄之美、悲悯沉雄的存在之美,更具有至刚至大的崇高之美,独特的民族血性透出的宏大气韵之美,对人类命运的深刻体悟和承当所表现出的存在之美。正是这一切,使河北美术的主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大美和壮美的境界。”

  《河北美术通史》以民族地域性格为基础,所进行的历史性、哲学性、美学性的思考,既延续了美术史学科建立以来的学术正脉,也是时代性和地域性结合的独特创造。

  开阔前卫的艺术视野

  除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色之外,这部专著还体现出作者的博大开阔的艺术视野与前卫开放的艺术史观念。从写作的时间范围来看,全书内容“从史前泥河湾文化人类的审美萌芽到当代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的新时期美术”。在章节分布来看,全书共十三章,其中现代美术、当代美术和民间美术,各自独立成章。“85新潮”运动以来,京畿地区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场域,作者在书中卓有见地地讨论了在这片场域内的艺术交流、话语权的博弈和当代性的表征。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对现当代艺术的重视与关注,这是一般地域性艺术史著作所缺失的,因此十分可贵。

  在当代部分,作者在对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水粉画、漫画、连环画、插图等常规艺术门类进行记述之外,还特别关注了设计艺术、民间美术以及河北地区美术理论发展成就与现状。这些细节的关注,不仅丰富了燕赵美术史的内容、特色与成就,而且为《河北美术通史》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增加了分量。

  由此可见,这部《河北美术通史》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域美术通史,填补了河北美术史研究的空白,而且还为当代美术史写作提供了成功的案例与范本,同时对其他地区的地域美术通史研究也具有新的思考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堪称一部超越“地域”的地域美术史力作。

图片 1  

河北美术通史

作者简介:

包庆德教授的新著《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一书,试图摆脱地域史研究的史料汇编模式,在定性探讨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

如果要提点意见,我想说的是,在论述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趋同化趋势、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引用一些西方学者的理念,似有可商榷的地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人与中国人是持有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理念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的理念是“分”、是“争”,中国人的理念是“和”。这一点,古代先贤如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经汉董仲舒等人的阐释发挥,已被后世学界所广泛接受。上世纪初的许多前辈文化学大师也多有论述。学者们公认,“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其实并非仅仅是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其实并非仅仅是哲学,甚至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的气质)异于西方的最明显的标志。

  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毋庸讳言,在他之前,早有学者涉足过这一领域。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涉足之初便对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缜密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成为不断拓展该领域的不懈动力。同时,他又以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组织起一支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才可以理解,在其他学者那里只是一个普通课题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却能够从他这里开始,成长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文海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由于人力因素对自然的强暴干预,清以降,内蒙古地区灾害更为集中,其空间群发性加速扩散,连锁性扩散更为突出,均源于人力发展经济而滥垦、滥牧、滥伐、滥采,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已接近环境崩溃临界点。面对这种状况,该书提出建设中国西部,特别是北方“生态特区”的构想,认为其根本任务是协调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即减灾必要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保护。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读后

  李文海决定开展近代灾荒史研究始于1985年。他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近代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激发下,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这一研究新路的。其实,他这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担任着诸多繁重的行政职务,更是一位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然而,凭着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卓越的研究能力,他毅然置身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使近代灾荒史研究成为学术生涯最后三十多年中最富活力的学术志业。

在作者看来,人力诱发和放大自然灾害存在不作为与作为两种形式:前者乃剧增的人口超过地域承载力时,导致灾荒层累性和递进性扩张;后者即过度垦荒和放牧,强化和加大自然灾害的侵害力度和强度,导致灾荒层累性和递进性扩散。

首先祝贺邢莉、邢旗合著的《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这本以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为论题的研究著作,勾起了我50年前的一段难忘的记忆。三年困难时期,我带着户口下放到鄂尔多斯,在蒙汉杂居、农牧结合的草原地区劳动锻炼,并且担任了一年的生产队长,与农牧民一起生活、劳动,共同度过了建国以来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岁月。也因此,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文学以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对蒙古族的英雄史诗、蒙汉杂居地区的漫瀚调(爬山歌)、古代岩画(赤峰岩画群、乌兰察布岩画群、西鄂尔多斯岩画群、阴山岩画群、阿拉善岩画群、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盟等地的岩画群),以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敖汉旗、白音长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与内蒙古的和蒙古族的作家诗人学者多所交往结下友谊,崇尚蒙古族的勇武开拓、自强不息、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精神。

  当然,他把资料工作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味着降低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标准。就数量来说,他的研究论著不算太多,但由于他对个人研究工作的严格要求,使得许多成果在发表后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对后来者发挥着很强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通常那种专业化分工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和动态特征的研究视角,使他无论对于灾荒问题的考察深度,还是对灾荒内容的开掘,都能够有独到的发现。

灾荒;研究;生态价值;内蒙古;环境变异

第三,在我国文化遗产研究中,文化遗产学者们对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的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的山洞岩画、新石器文化类型之兴隆洼文化(玉石,经济形态,农耕、狩猎、采集)的研究和定位,为研究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提供了先例。在此之后,本书作者没有把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定位为族群文化,而定位为与中华文化中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等级别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布局结构和分类中是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即有创意的。

  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进入21世纪之后,自然灾害问题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人类社会中扩展,极大激发了人们了解自然灾害的渴求,从而大大促进了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有个特别明显的对比:在2000年以前的近百年中,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成果,总量不过是六七部专著、二百余篇学术论文;2001年之后,关于灾荒史的专著以年均至少2部的速度出现,学术论文则达到年均120篇以上。这充分体现了灾荒史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

全书通过探析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的整体时空分布、灾种类型的具体时空分布,揭示如下三大规律:一是层累规律,每次灾荒均为下次灾荒的孕育生成培育土壤、积蓄能量。二是递进规律,时间越向后,灾荒爆发的频度越快、烈度越强、范围越广、环境自修复力越弱。三是人力规律,灾荒既是自然现象,更是人力对象化层累释放的体现。作者以科际整合的自然科学智识,揭示天体、地球、气候等因素导致的灾荒爆发始终呈周期性规律,这种周期性规律体现了非层累性和递进性,而推动灾荒以层累和递进方式扩散的最终力量是人力。层累规律和递进规律,构成内蒙古地区清代以降灾荒频发的最终解释因素。

第一,我国人文社会学界,对我国农耕文明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而对游牧文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或者说相对薄弱。邢莉、邢旗合著的这部著作,即使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也是中国游牧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凤毛麟角。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大,山地或平原地区的族群,主要是采集民族,在其发展中逐渐演变为农耕民族或曰耕稼民族;而草原地区的族群,则大体上是狩猎民族,在其后的发展中往往成为游牧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模式,最初其实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自然的恩赐和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作为一个大的区域文化的个案,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研究,揭示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北部地区以蒙古族群为主体居民的草原—游牧文化演变史及其民族精神。

  李文海领衔推出的第一部灾荒史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尽管该书蕴含着作者们的研究功力和睿见卓识,但该书首先是一本工具书性质的资料集。关于为何要首先编纂这样一部书,他解释说,“这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不弄清楚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对灾荒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时间和事实证明,这部书的价值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认同。在国内外学界,该书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灾荒史的必备工具书。李文海在开展灾荒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研究工作顺序是,先公开出版他领导的团队编纂的相关资料,然后才发表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性著作。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史料和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从不独占和垄断资料,而是尽可能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分享,从而共同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发展。

内蒙古是历史上灾荒频仍地区,明代之前自然力是其主要致灾荒因素,明之后人力成为致灾荒的主导性力量。这种转折由明代开启,在清代完成,成为内蒙古地区近代贫困和当代可持续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

2013年5月23日

关键词:灾荒史研究;学术;学者;灾荒问题;研究领域;灾荒诗歌;中国灾荒;灾荒与;学界;工具书

人类与自然的关联始终处于秩序性变迁或非秩序性变异进程中,它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两种进路。一是环境变迁及变异的整合研究,追求环境史的一般认知和基本理论构建,“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二是环境变异研究,亦即灾荒史研究。环境变迁呈整体敞开状态,环境变异却是地域性的。因而,灾荒通史不过是各地域史的集合,灾荒地域史才是其用功所在,旨在“为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并“促进对人类的理解”。

邢莉、邢旗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布会暨座谈会于2013年5月2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鄙人应邀出席并作了发言。上文就是发言稿的急就章。

  关于李文海对于灾荒史研究的奠基性作用,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方面是他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从开展灾荒史研究开始,他不仅将本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充分的资料基础上,更以无私精神将自己和同仁们辛苦搜集的资料完全公之于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贯彻这种嘉惠学林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在其之后步入灾荒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少有人不从这种努力中受益。

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构成“用废退生”的关系,即不适度地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环境。清代内蒙古地区的灾荒史实,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惑。这是该书为我们提供的最珍贵的生存智慧。

下面讲几点对这本书的粗浅感想,向作者和各位学者们请教。

  促使李文海进行这一学术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灾荒史所蕴含的深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很早以前便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启发下,注意到灾荒问题是了解国情、研究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他组建灾荒史研究课题组不久之后,联合国大会便在第169号决议中,把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类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尽管当时灾荒史研究实际上仍处于寥若晨星的状态,但是李文海已经敏锐地感到,这必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层累规律和递进规律

刘锡诚

内容摘要: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这才可以理解,在其他学者那里只是一个普通课题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却能够从他这里开始,成长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凭着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卓越的研究能力,他毅然置身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使近代灾荒史研究成为学术生涯最后三十多年中最富活力的学术志业。在1991年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中,他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作为重要变量来审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决未出现任何所谓“灾荒决定论”的偏激观点。他通过将灾荒事实与灾荒诗歌内容的对照与解读,既揭示了诗歌对晚清灾荒的特征和危害的独特呈现形式,又表现了灾荒对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经济与环境“用废退生”

二是环境变异研究,亦即灾荒史研究。因而,灾荒通史不过是各地域史的集合,灾荒地域史才是其用功所在,旨在“为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并“促进对人类的理解”。

在总结如上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全书认为,在任何时代,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角度上讲,造成灾荒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是社会原因。如果一个社会自身的调节能力与控制机制完善,就能有效预防灾荒发生;即使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能够控制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使其在整个社会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本文由金沙总站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内蒙古区域游牧

上一篇:史料研究相关成果的几点看法,中英人士揭露日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