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相关成果的几点看法,中英人士揭露日
分类:中国史

2010年,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80年后,其复印件回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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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2日,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张经纬研究员受国家重点委托项目《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邀请,参加了辽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在了解了这个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会上聆听了课题组成员的精彩发言后,张经纬在会上也谈了几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斗争,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知识界;TRUTH;合作

去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之际,一段尘封的往事被辽宁史学界发掘出来:有三位英国友人在事变发生后,曾冒死替中国爱国人士向国际调查团接力传递日本侵华罪证。这份侵华罪证取名为“TRUTH”,至今仍收藏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内。由于这三人的正义举动和英勇无畏,他们被学者称为“沈阳拉贝”。

关于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他觉得课题的学术价值最重要的在于它的“唯一性”,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独一无二、填补空白的研究。《TRUTH》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联调查团赴沈阳之际,沈阳的九位知识精英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并最终送交国联调查团的重要资料。这份资料揭露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策划伪满洲国的真相,对之后形成的国联报告书甚至二战期间同盟国的几次重要会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份重要原始文献在联合国的日内瓦图书馆沉睡了80年,经过当年参与其中的知识精英后代的努力,于2010年复制并带回国内。辽宁社科界的学者慧眼识珠,捷足先登,率先立项进行专题研究,并最终使之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委托项目。以张洁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以严谨的态度研读原始史料,同时根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广求佐证,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文章、著作、报告等共20余篇,计30余万字,媒体专访及各种转摘评引数量较多,依据史料所形成的对策建议得到国家和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及采纳,成果全面丰富,可喜可贺。课题组成员能参与这样的课题是幸运的,所有的成果都具有“唯一性”,到哪里都可以面无愧色、底气十足地说是填补空白之作。该研究课题在抗日战争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学术史上将会留下开山拓荒的光辉足迹。正因为这样,也就对课题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课题组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这个研究领域都是开山之作,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学者介入这项研究,他们可能直接接触原始史料,也会参考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求课题组梳理甄别史料慎之又慎,依据史料的推理分析也要慎之又慎。这样,课题组的成果在学术史上才能站得住脚,才会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从目前成果情况来看,张经纬研究员相信课题组成员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日本侵华;罪行;TRUTH;调查团;国联

2010年,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80年后,其复印件回到国内。2013年,“《TRUTH》史料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予以立项。日前,本报记者就该项目的最新成果与进展情况采访了课题组成员。

三名英国友人接力为中国人传出“真相”

关于课题的政治意义,现有成果和课题组学者们的发言都涉及到一些。比如,《TRUTH》对国联报告书的影响、甚至对二战后期同盟国几次重要会议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政治意义。至于对《TRUTH》史料研究的现实政治意义,虽有涉及,但还可再强调一些。不管是当时日本的政治家,还是现在的某些日本学者,他们往往首先在“谁打了第一枪”上做文章,在死伤的数量上纠缠不休。先把事件的责任推向对方,当推不掉责任、掩盖不了真相时,又把蓄意挑起的事件说成是偶然事件,说成是军部与内阁的矛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等。这个课题研究的现实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又一次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甲午之后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后的必然的一步。在这方面多着些笔墨,对回击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和学者就会更有意义。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斗争,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沈阳爱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审时度势,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本侵华证据,完成了原始性、实证性、系统性兼备的材料汇编,并取名TRUTH。在中国东北的英国友人仗义协助,辗转将该铁证资料递交国联调查团,最终使日本侵华真相大白于天下。 冒死搜集日军侵略铁证

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历史见证

金沙总站,“沈阳拉贝”的发现,是源于一份名为《TRUTH》的史料。“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不到半年时间独占了整个东北。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 为了在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的9名爱国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医生、教授、银行家,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日本侵华的第一手证据,并汇编成册取名为“TRUTH”。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TRUTH》包含300多页文件、照片等,都是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等实物。 日军封锁管控严密,要想接近调查团,比登天还难。9名爱国人士中的医生刘仲明在苦思冥想之后,想到了自己相识的一个英国人雍维林。雍维林当时是盛京施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奉天医专的法医教授,熟悉国际法。 当刘仲明向雍维林说明来意,雍维林当然明白这一义举的巨大风险。他没有退缩,而是主动为刘仲明等人出谋划策,并力荐来自北爱尔兰的倪斐德博士具体实施。 倪斐德于1897年来到中国,定居沈阳法库县45年,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是旧相识。按照雍维林的策划和安排,倪斐德专程到沈阳接取《TRUTH》。 拿到文件时,倪斐德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他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 因为文件很大,又很重要,倪斐德将其保存到英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铁柜内。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后,倪斐德又给团长李顿写亲笔信,并以亲戚身份登门拜会,后巧妙安排在另一名英国人谭文纶的家里进行宴请,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人进门探听消息。 在这次会见中,三位英国友人当场签字为“九君子”的行为和《TRUTH》的真实性进行举荐和担保。第二天,李顿从领事馆拿到了这份《TRUTH》。

关于“国联”及“国联调查团”的大背景及评价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成果和学者们的发言都涉及到。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既符合历史史实,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更难能可贵的是提出了新观点。然而在大背景的交待上,在国联调查团的评价上,张经纬研究员觉得还有扩展深入研究的空间,还有推敲打磨的必要。比如,国联是一战结束之后、战胜国一方为巩固战后成果成立的国际组织。它在前五年为调解领土争端、缓和地区冲突发挥了一些作用,后五年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而在3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和大国间出现的新的势力不均衡,国联变得无所作为,总体上走向绥靖。然而在中国东北这个局部地区对日本却又表现出由绥靖转向遏制。国联变化的总体大趋势和局部地区政策为何会有这种差异?与九君子的活动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就需要课题组对国联的大背景进行扩展延伸研究,弄清楚国联总体大趋势和对日态度转变的历史节点,弄清楚国联调查团来中国东北前后的态度有何变化,弄清楚这些问题,或可更能凸显九君子活动宏观层面的政治意义。

九一八事变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时常聚会,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友团,后发展成爱国小组。1931年底,国际联盟决定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事变真相。为了赢得国际仲裁的胜利,爱国小组一致认为,应当积极揭露日本侵略真相,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的支持。该小组发动医药、金融、教育等各界爱国人士,经过40多天奋战,冒死搜集日本侵略罪证,并精心筛选、归类、翻译、编辑、打印、装订,最终完成了日军侵华罪证材料汇编。为了“给历史作证,给真理作证”,九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签署了真实姓名,他们分别是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社会活动家张韵冷,医学家刘仲宜,他们后来被社会各界尊称为“九君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为揭露日本的谎言,沈阳知识界爱国志士突破日伪军警特务严密监视,搜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变实况的材料,编辑成“TRUTH”汇编,向国联调查团上书,九位代表以生命为代价郑重签名,史学界称之为沈阳“九君子”。

“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经纬)

TRUTH是一部中英文双语证据汇编,共计75个大条目,300多页纸质材料,全方位、多侧面地揭露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伪满洲国的真相,回击关东军向国际社会散布的谬论。在筛选证据的过程中,“九君子”严格按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原则,“贵精不贵多”。为了便于调查团审阅,他们将所有证据粘贴在一个大相册内,证据相册外又以英文配备详细说明书。说明书与证据彼此呼应,紧扣三个主题:第一,针对日方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自卫行为”这一谎言,TRUTH指出,日军进攻沈阳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动。第二,针对日方散布的“军队占领及驻兵系为了帮助中国地方维持秩序”这一诡辩,TRUTH列出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残杀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事实。第三,针对日方“建立满洲国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这一说辞,TRUTH指出伪满洲国是关东军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

项目首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洁认为,“TRUTH”史料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真相,获得国际社会及舆论的支持,为学界开展国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九君子”与国际友人合作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径,是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开端,是中国民间抗战外交的起点,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见证和体现。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经过三位英国友人的辗转周旋和冒死协助,沈阳“九君子”终于按照国际法庭仲裁程序成功递交《TRUTH》,从而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起草和国联仲裁提供了大量实证,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较为公正的定性。中国由此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赢得了国际支持。 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形成的决议。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宣布“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文献。 一些学者认为,雍维林、倪斐德、谭文纶三位英国友人,为“九君子”穿针引线传递日本侵略罪证,是中英两国人民联合抵制侵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历史见证,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的重要见证。 “虽然英国人的身份掩护了他们的正义举动,但在白色恐怖下这样做也是挺身涉险。”张洁说,当时日军为掩盖侵略真相,严密控制对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接触范围,如果没有三名英国人的帮助,《TRUTH》很难递交给国联调查团。

TRUTH收录的所有证据,要么是经关东军批准、签发的文件,要么是日方公开发表的资料,都是日方无法抵赖的铁证。

“我国各界对于国联调查一直持否定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对国联本质的把握和国联的外交标准不切实际造成的,因而不能客观对待国联已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张洁认为,“九君子”国联外交在本质上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在外交环节的实际运用,他们抓住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本质,积极利用国际局势和国际冲突推动中国的抗日救亡,把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权引向国际社会,将中日间的地区性军事冲突转化为日本法西斯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愿望的冲突。纵观“TRUTH”史料搜集的目的、过程、结果和影响,都是九一八事变国际性的历史见证。

尘封80多年 一段佳话重现天日

英国友人慷慨相助

再现辽沈地区知识分子抗战史

事情过去80多年了,学者们是如何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复原的呢? “这也许就是缘分。”张洁说,当年在传递材料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倪斐德,其后代也在追寻先辈的足迹,探访这段隐匿的历史。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倪斐德被迫于1942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奥尼尔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在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中发现了这段秘密,为此,他还写了《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纪念祖父。 张洁说,正是通过这本书,她找到了马克,这段历史才得以在尘封了80多年后被完整地还原。循着历史的脉络,三位英国友人能够义无反顾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国际社会揭露事变真相,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单纯友谊,而是几十年积累的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 至今,倪斐德所创建的学校和医院遗址尚可追寻。倪斐德的孙子马克曾四次深入法库寻访这段历史和相关遗址。 目前,王建学、张洁等学者与马克·奥尼尔已展开合作,有关《TRUTH》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马克推介到爱尔兰和英国。 马克多次向张洁等学者表达,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对这段历史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让这段历史被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和铭记,使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得到更好传递。

文件准备完毕后,须谋“安全送达之道”。总负责人刘仲明认为,“纵然个人愿将生死置于度外”,但难保该文件不被日伪搜去,那将功败垂成,“况小组成员花名,全载在文件之上,势将尽遭灾祸,与事何济?”“日子越临近,安全送达的问题越紧迫,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甚至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华战争,而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张洁认为,“TRUTH”史料的再现与研究是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辽沈地区知识分子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一条线索,他们坚守乡土并坚持斗争的历程是长期被历史研究忽略的一项内容,有关资料重新浮出水面填补了这一空白。

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 R. Young)是刘仲明的英国同事兼友人,精通法律,他对刘仲明说:“根据法律要求,材料要由提交人亲自送到调查团手中,并且需要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否则将被视为密告,不被受理,且负责人必须具有律师身份。否则,只有找到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证明交信人的真实性,才能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

“调查团以‘TRUTH’等材料为主要依据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作出的定论,其意义重大,实质上相当于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国联外交中打了一场胜仗。”课题组成员、辽宁行政学院教授徐建源认为,历史事实证明,沈阳“九君子”编辑“TRUTH”在国际社会及舆论界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维林力荐法库基督教区负责人倪斐德(Frederick W. S. O’neil)博士为中间人,请他将文件转交国联调查团。倪斐德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自幼熟悉,李顿夫人还是倪的儿媳的教母。当时,倪居留中国已经35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正直仗义,对中国士人很仰慕。

《九一八事变读本》进课堂

按照法律程序,刘仲明尽快把交给调查团的亲笔信写好。随即,巩天民前往法库,拜会倪斐德。倪慨然应允,并专程到沈阳取走TRUTH,他表示:“现在我拿着它,如果因此而死,我也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由于不便把文件带回法库,他将文件保存于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铁柜内。

立项以来,课题组共发表学术文章及对策建议20余篇,多项建议被采用。其中,由张洁和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提出的“关于组织编写全国性九一八事变通俗读本并进入中小学课堂”的建议,被采纳为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提交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5年6月,由辽宁省委宣传部协调省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对《九一八事变读本》进入课堂予以落实。读本由王建学、张洁主编,发行量达100万册,并同时以日文版和英文版向海外发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2年4月21日,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入住大和旅馆。当时,宾馆内外遍布日伪特务,普通人很难接近调查团。李顿深感处处受到监视,调查难以展开。虽然调查团一路上也收到许多揭发日本侵略的文件,但多属于书面控诉,言辞恳切,情感丰富,实证性不足。尽管也有证据性文件,却缺少法理性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将TRUTH顺利递交给调查团,将对国联调查和国际仲裁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在编写读本过程中,将‘九君子’的‘国联外交’以‘不见硝烟的战场’为题在初中读本中呈现,以‘史实链接’的方式在高中读本中呈现。”王建学认为,作为从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片段,能够通过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及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审阅,反映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约5天后,倪斐德再赴沈阳。当晚,倪邀请李顿到沈阳神学院教授谭文纶(William McNaughton)家晚餐,并由雍维林作陪。席间,倪斐德把刘仲明的手书呈递给李顿。倪斐德、谭文纶、雍维林三位英国友人还当面签字,担保TRUTH的真实性。倪解释说,由于文件相当大,不便携带,已妥善存放在英国领事馆,请李顿前往审阅。次日下午2时,李顿率调查团前往英国领事馆开会,审阅了这一文件汇编,直至下午6时许,才满意地离开领事馆。至此,TRUTH、包含九君子真实姓名的信件、调查团认可之人的担保书,都交到调查团手上。所有环节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程序,从而保证了该材料的法律效力。

“TRUTH”史料研究和宣传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当年‘九君子’国联外交的过程中国际友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课题组与英国友人倪斐德的孙子马克·奥尼尔建立了联系并展开合作。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被马克·奥尼尔推介到爱尔兰和英国,并期待我们能把有关活动推广到更多国家。”张洁告诉记者,马克·奥尼尔与课题组成员张跃伟以英中双语撰写的文章已经发表。课题组还将继续探寻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方式和方法。

开启联合斗争先河

据悉,课题组下一步将着重以“TRUTH”史料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和影响为主要研究方向,围绕学术性、应用性、社会性、国际性,持续推进该课题。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针对九一八事变,报告书指出:“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同时指出:“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澄清和定性,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该报告书。12月12日,国联组织了19国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予以通过。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和被动,恼羞成怒之下,3月28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这次国联仲裁是遵循《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等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条文精神予以裁定的。仲裁表明,日本既违背了国际法原则,也违背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的普遍心理,使“日本无端地侵犯中国,致成为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的绝大污点”成为国际共识。

由于国联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英法等国当时奉行绥靖政策,国联未能迫使日本退兵,也未能制止侵略战争的扩大。但是,此次中英民间人士向国联调查团递交证据,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开启了联合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先河,反映了中英人士共同为正义而担当的无畏精神。西方大国最终不得不放弃绥靖政策,转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是顺应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共同愿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TRUTH史料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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