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化茧成蝶,王姬回归话剧舞台
分类:中国史

姓名:张 彤 工作单位:

《新原野》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农村,主要人物是婆婆服仙、儿媳六团和儿子鞠生。鞠生不满包办婚姻,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六团认定自己是鞠家的人坚决不离婚,服仙以生活磨砺的辛辣和老到维系着这个农村家庭。这对婆媳身上,有编剧万方对中国女性命运的思考。

事实上,《新原野》脱胎于万方早年的一部小说《杀人》,“写了一对农村婆媳,离我的生活很远”。一开始写得并不顺,她想起父亲常说“眼高手低”是艺术创作的必经阶段,然后咬牙往下写,之后《杀人》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曹禺看后说:“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那时,万方才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吃写作这碗饭了。

      中国式爱情和婚姻,不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激情的火焰跳耀。这条道路的长短,不可究其因,却能探章法。且行且珍惜,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韧劲,是一个民族强有力的脊背,是一个年代、一个世纪日渐沉默的缩影。

故事中,最强烈的戏剧性在“杀人”,最可观的人性是“杀人”前的内心挣扎。可《新原野》将这些严重延宕了,在这之前,用了大量篇幅线性叙述了六团忍受苦难的一生,却不交代足以让她产生杀人念头的心理变化。一个好题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反复渲染的“苦难”毫不费力地淹没了六团的人性、六团的爱恨,而麻木的六团又怎么会杀人?

谈到与拉姆尼导演的这次合作,王姬感觉也很不一样,“她很大胆用一些喜剧的东西来衬托出悲剧。我觉得这个理念也对,大喜和大悲是并存的,高兴之余也有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会因为六团而悲哀,所有人都要垂头丧气地生活。”

为何过去这么多年才把小说《杀人》改编成话剧?万方说,这部小说具备做成好戏剧的因素,但是她也想了很多年,才想通了用一种诗意的、空间自由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这部话剧叫《新原野》,确实是因为和父亲的感情,所以希望与他有一种联系,这部戏同样也是和父亲笔下女性命运的一脉相承。”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关于包办婚姻的悲剧,令人不由想起鲁迅。六团因爱生恨,杀婆婆服仙以嫁祸闹腾了二十来年希冀离婚的丈夫,而朱安独守“周夫人”之名,坚守周家,支撑她的信条是啥?先生之功过,我们不做评判,只叹固若金汤的封建条框。置于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又是一个故事。有时,开个玩笑,单论爱情,不提政治,就服蒋方正,历经四任众人皆知的夫人,儿子独有蒋经国。当然,还有我们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守了邓大姐一辈子。

此《新原野》与彼《原野》完全没有关联,是万方根据自己的小说《杀人》另起炉灶做的一出新戏。1937年,曹禺写下了充满人性撞击的《原野》,这之前,有《雷雨》和《日出》。作为他的女儿,万方肯定是有压力的。直到2006年,《有一种毒药》在首都剧场小剧场上演,才算与父亲正式成为同行。之后,万方编剧的《冬之旅》反响很好,客观上促进了《新原野》的问世。

角色最打动人的地方

27日晚的预演以及媒体分享已经类似一台小演出,主演王姬、冯宪珍、闫楠首次亮相,一边拿着剧本朗诵一边表演,冯宪珍扮演的疯癫婆婆与王姬苦情的儿媳俨然是剧中双主角。《新原野》通过婆媳两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逃离和背叛的纠葛,婆媳两个女人和整个乡村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用点滴入微的细节展示着宏大的命运。

      昨一边晚餐,一边倾听央视十一套戏剧节目。《雷雨》、《日出》等剧作者曹禺之女万方,联合一众戏剧爱好者,如郑渊洁、蓝天野、王姬等,创编故事《新原野》,致意父亲的《原野》。

鞠生;婆婆;杀人;原野;人性;离婚;女性;人物;诬告;觉醒

《北京人在纽约》“阿春”不是最满意的角色

万方其实在2006年才写了第一个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显得颇有些“大器晚成”。顶着“曹禺女儿”这一身份,万方说:“很多人都问过我,作为曹禺的女儿是不是感觉有压力,以前我一直觉得没有,我写小说、写影视剧。直到我开始写话剧了才发现有。这或许是我直到五十岁才写出话剧的原因吧。因为父亲的话剧成就在那里,我不敢写,直到自己觉得有了足够的写作经验才敢尝试。”

《新原野》,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原野》。编剧万方,又会自动关联到曹禺。女儿将如何改编父亲的经典名作?侧重人性剖析还是重新解构?立陶宛女导演对中文文本的理解是否会“水土不服”?我期待演出能一一给出答案。然而110分钟后,起身离场的那一刻,全部观感汇集成一个念头——《新原野》,把一把好米做夹生了。

1994年播出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遍全国,剧中王姬饰演的“阿春”至今让很多观众记忆犹新,她也曾因此获得第1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不过,王姬自己觉得这不是她最满意的角色,“阿春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吧,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回忆,演过了就过去了。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危险旅程》中的林姐,这个偷渡客的人物多丰富啊,演起来挑战度也大。”

据悉,《新原野》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

《杀人》确实有改编成好戏的潜质,可惜改编成《新原野》后,没能化茧成蝶。

谈《新原野》

对于这种诗意的表达,王姬感受很深,“很难演,角色在主观和客观之间跳出跳入,层次很多”。

六团难得的一次“人性”流露,发生在服仙失踪后。婆婆与鞠生激烈争吵后突然消失了,各处都找了,直到河里残缺女尸的出现。村里人和六团把“她”当做服仙下葬了。婆婆的死,让六团措手不及。与婆婆相依为命半辈子,名为婆媳,实则情同母女,情感依托的突然消失把六团日常生活的平衡打破了,没有鞠生的日子她已然在漫长的等待中习惯了,可家里没了婆婆,就跟丢了魂儿似的。鞠生不回来离婚,就没有母子间的争吵,也就没有后来婆婆的离奇失踪,想到这,她第一次真正“恨”上丈夫鞠生。葬礼上,她跟调查人员说鞠生是杀人凶手。只是很可惜,六团的真性流露只做短暂的灵光乍现。看见服仙活着回来,她的反应不是喜极而泣冲上前抱住婆婆,反倒像是见了鬼,很不情愿相信婆婆还活着。这还是六团吗?婆婆早就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亲人,相伴相依几十年,人前处处维护,即便数落两句,也是恨铁不成钢,埋怨她留不住丈夫。这样的婆媳亲情,她怎会那么轻易地下手杀人?

另外,这位欧洲导演对于人物的处理很直接,王姬说:“可能西方人都很直接,他们觉得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人物的性格也很鲜明。同时也很细腻,比如她让鞠生直接躺在母亲腿上,拥抱,这些情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已经麻木的。不过,有些东西她也不太理解,比如中国人的含蓄,有场戏是鞠生拉着六团的衣袖走,原来设计的是鞠生拉着我的手。我怎么都觉得不对,如果鞠生能拉着我的手,那我们俩就不会这么激烈对抗了。”

中新社北京3月28日电 题:曹禺女儿创作话剧《新原野》“致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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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姬初看剧本时,觉得这戏难排,也难演。“六团在舞台上生活在现实空间的机会很少,她常以一个自述者出现,很多地方要站在麦克风前面面向观众,就像在审判席上为自己辩解。同时,她又是讲述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她在这戏中起码有三四种身份。最难的就是那种‘间离感’和跳跃性,如果处理不好,这部戏就会散掉。”

话剧《新原野》!或许,从名字上就泄露了剧作者万方的苦心孤诣。身为曹禺的女儿,她直言这是“致敬”。

舞台上的六团是扁平的,彻头彻尾的浑噩麻木。鞠生第一次提离婚,母亲服仙及一众相邻强烈反对,六团却没有任何表示,还放走了被绑的鞠生。村民不怀好意的捉弄,六团也不生气,对让她陷入难堪的丈夫鞠生竟没生出一丝怨怼。六团对丈夫的全部恨意仅止于骂上一句外,再也看不出她有更多的恨意,更没见她身上有女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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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应妮

说到底,主创没有讲好这个“杀人”故事,而外国导演虽然用比较陌生的舞台语汇扩展了剧本的表现边界,但没能掌控好全局,戏剧结构、情境、矛盾的设置,没有将六团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人物也顺带着支撑不起主题。

与立陶宛导演合作

为了深刻表达这种诗意,出品方央华时代请来了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她是欧洲所有最负盛名戏剧节的常客。“第一次读到剧本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沉重”,导演说,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女性都面临着男女权利不对等的情况,她甚至坦言自己与第一任丈夫离婚的情形,很类似剧中儿媳的境遇,“仿佛就是我经历过的事情。”

先惊喜,而后转为恐慌害怕,这才能合理地引出杀人动机,人性的纠葛才会在由此及彼的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六团虽说麻木,可对她真正在意的人是服仙,六团会决绝地为她报仇,也会因为诬告鞠生而在婆婆面前诚惶诚恐。即便服仙回家时已然神志不清,可难保她不会慢慢或者突然清醒,诬告的事总归是瞒不住的。六团要怎么跟婆婆交代?婆媳再亲近,鞠生终究是服仙的儿子。六团是怕没法跟婆婆交代而起了杀心?与其惶惶不可终日地在恐惧中度过还不如杀人一了百了?还是怕诬告被揭发后必然获刑而杀人?剧中把杀人原因归结为六团怕村民说她是恶毒的儿媳妇,显然将六团该有的心理煎熬做了简单化处理,最能表现人性的关隘被轻易放弃了。

王姬:没想到演《新原野》这么累

似乎,编剧也并不着意于展现人性。《原野》主打“人性”,而《新原野》主打“女性”,以女性视角讲述女性的悲苦命运。媒妁之言的命运悲剧让人欷歔,而六团的命运选择仅代表特定时期一个女性群体的选择,对应了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当下女性的婚恋生活很难找到契合点,拉开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她不足以为中国女性千百年来情感困厄的宿命轮回代言。六团夙兴夜寐的辛苦劳作,与《氓》及《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极为相似,然而在遭受虐待后,她们是觉醒的,选择了离家式的反抗。而六团不离家,17岁之后的人生全然是被动承受,守着婆婆、守着这个家,想着鞠生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他妈,一念执著了几十年。丈夫的冷漠羞辱没有让她觉醒,自杀只不过是慌乱仓促杀人之后的自我解脱,而并非觉醒后的反抗,所以,精神麻木的六团肩负不起“女性意识觉醒”的旗帜。

问到排演过程中最难把握的地方,王姬说,六团这个人物可能演起来费力不讨好,除了人物呈现上的“间离感”,语言上也很纠结,“一会儿是文绉绉的语言,一会儿是六团农村女人的语言。我也跟万方老师探讨过,能不能改成乡土味重一些的语言,但万方老师觉得那样就丧失了剧本本身的诗意了。”

此《新原野》与彼《原野》完全没有关联,是万方根据自己的小说《杀人》另起炉灶做的一出新戏。《新原野》从六团半夜起身找水喝、看见婆婆服仙回家写起,六团不敢相信失踪了那么久的婆婆居然还活着。鞠生不回来离婚,就没有母子间的争吵,也就没有后来婆婆的离奇失踪,想到这,她第一次真正“恨”上丈夫鞠生。媒妁之言的命运悲剧让人欷歔,而六团的命运选择仅代表特定时期一个女性群体的选择,对应了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当下女性的婚恋生活很难找到契合点,拉开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她不足以为中国女性千百年来情感困厄的宿命轮回代言。说到底,主创没有讲好这个“杀人”故事,而外国导演虽然用比较陌生的舞台语汇扩展了剧本的表现边界,但没能掌控好全局,戏剧结构、情境、矛盾的设置,没有将六团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人物也顺带着支撑不起主题。

演这部戏,王姬接连病了两场,成都站发高烧,北京站嗓子发炎。“从来没接到这么累的一个戏,早知道可能不接这个戏了”。为此,她也向制作人王可然请辞蓝天野将导演的新版《北京人》的排演,把精力主要放在《新原野》这一个戏上。

《新原野》从六团半夜起身找水喝、看见婆婆服仙回家写起,六团不敢相信失踪了那么久的婆婆居然还活着。看着睡得极不安稳的婆婆,六团的思绪飘回了自己出嫁的日子。六团与鞠生是“媒妁之言”,新婚后的第九天鞠生便离家进了城,一去就是两年,回家后便要跟六团离婚,引起轩然大波。鞠生被绑,深夜六团放走了他。又过了七年,鞠生回来接母亲服仙到城里过好日子,服仙拒绝了。鞠生再一次回来,依旧是为了离婚,这次他找到了公社,并要母亲作证他和六团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服仙再一次拒绝了。母子俩激烈争吵后,鞠生去了公社,服仙却失踪了。半个月后,河里飘来一具残缺不全的女尸,村民们断定那是服仙。六团心中认定是鞠生间接害死了婆婆,所以,跟公社派的调查员说是鞠生害死了服仙,鞠生因此被收监。过了不久,衣衫褴褛、疯癫呓语的服仙回家来了,梦中还与人撕扯争吵。六团慌了,她怕村民说她是恶毒的儿媳妇,最后,她用枕头捂死了婆婆,一起投河自尽。

1987年,王姬去美国之前在人艺舞台上演的最后一出戏是《北京人》,上世纪90年代初她演出了家喻户晓的《北京人在纽约》。这次,她又请辞了新版《北京人》,她说:“可能北京人跟我有缘吧,缘来,缘去。”

小说改编话剧,两种艺术形式的转变必然要有所取舍。主创不愿意放弃小说中的诗意,执意带入戏剧,清冷的月亮有了,孤寂的荒原有了,浪漫主义的幻化也有了,还不满足,还要让六团吟诵台词,自说自话地在舞台上间离。诗意是有了,但每一次的间离,都事先起范儿,将间离变成“此处有诗意”的舞台提示。艺术呈现应该不拘一格,关键要看间离处理是否能够帮助剧本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塑造。从已有的呈现效果看,间离阻碍了演员走进人物的内心,彼此隔了山高水长,观众也很难在两层皮的隔阂感中感知人物、体验人生况味。

那这个人物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王姬说:“从服仙、六团身上,我能看到我外婆、母亲她们身上的影子,所以我感觉这个戏应该是向所有中国传统女性敬礼。”冯宪珍扮演的“服仙”在舞台上张弛有度,也能让观众感受到中国农村女性被生活磨砺后的样子。王姬说:“冯老师是特别有才气的艺术家,她在剧组是主意最多的,经常有很多好点子。”对于六团和服仙的关系,王姬觉得,这对婆媳呈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同阶段侧面,而六团也慢慢活成了服仙的样子。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田超

排演最难之处

之后,王姬出演了《罪证》《海棠依旧》《红玫瑰黑玫瑰》等很多电视剧。其中,《天下第一楼》和《雷雨》这两部电视剧改编自话剧,也是人艺的看家戏。直到2004年出演田沁鑫导演的《生活秀》,王姬才又一次回到话剧舞台。记者问王姬如果有导演邀请她回人艺演戏会不会接?王姬说:“要有合适的我一定会。”

9月24日晚,随着话剧《新原野》北京站的落幕,王姬也长舒了一口气,打着点滴连演四天,嗓子几乎失声。剧中饰演王姬丈夫的闫楠说:“之前成都站演出还发高烧了,感觉她就是六团,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怎么打都打不死。”曹禺女儿万方写的剧本,泥土味儿混杂着诗意,还有大段“间离”的台词需要“六团”念出,这也是让王姬感觉最难演的地方。

从来没接到这么累的一个戏

来自立陶宛的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同样是位女性,她没有把这部戏的重点放在对社会环境的营造上,年代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模糊,而是对准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戏的音乐运用丰富,且富有层次感,使得这个有些“间离”的剧本整体风格很统一。

冯宪珍与王姬在《新原野》中饰演一对婆媳。 剧组供图

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王姬和蓝天野、朱旭、郑榕、朱琳等老戏骨合演了《甲子园》,这是她时隔25年后重新登上人艺舞台。王姬1981年进入北京人艺学员班,与宋丹丹、梁冠华是同期。不过,她之后在舞台上演的大多是小角色,一年365天有360天都耗在舞台上,常常几个戏轮换着演,这也是她最终离开人艺的原因。“在人艺不得志,还老有人给穿小鞋,我又不会处理这些关系。想想世界那么大,我却一眼就能看到退休的日子所以就决定换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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