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滇东黔
分类:文物考古

 

评价一本著作,除了考察其完成自身设定研究目标的情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其相关结论能否给学术界提供思考其它问题的新启示,在这一点上,本书也是可圈可点的。

  七、青铜冶铸工艺研究 

西南夷地区考古的新起点——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评介 发布时间:2011-11-30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赵德云点击率:

 

汉王朝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在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汉文化如何与土著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在考古学上如何考察上述的内容?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是达到本书“多角度、多方面考察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一预设研究目标的必要途径,而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课题,对于拓展考古学研究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尝试。在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将汉式土圹墓分为由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四期,结合在同一区域内其与土著文化的空间分布关系,从时空上探讨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包括赫章可乐的“和谐”关系模式和昆明羊甫头的 “取代”关系等,从器物分析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虽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所论尚有深入的空间和补充的必要,但无疑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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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在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汉文化如何与土着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在考古学上如何考察上述的内容?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是达到本书“多角度、多方面考察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一预设研究目标的必要途径,而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课题,对于拓展考古学研究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尝试。在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将汉式土圹墓分为由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四期,结合在同一区域内其与土着文化的空间分布关系,从时空上探讨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包括赫章可乐的“和谐”关系模式和昆明羊甫头的“取代”关系等,从器物分析土着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虽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所论尚有深入的空间和补充的必要,但无疑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评价一本着作,除了考察其完成自身设定研究目标的情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其相关结论能否给学术界提供思考其它问题的新启示,在这一点上,本书也是可圈可点的。 遗存的年代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困扰西南考古工作者的关键症结,作者对此予以了足够的重视,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对云贵高原各地考古发现的年代逐一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对既有认识多有修订。如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判断。作者根据墓地出土器物与其它墓地同类器物的对比,将万家坝墓地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并以西汉为主,所论有理有据,可以信服。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若干新的启示。一是关于西南地区考古遗存年代断定的问题,如同万家坝墓地发掘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碳十四测年数据,西南地区很多考古遗存,由于可资对比的资料少,碳十四数据在定年上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由于尚无清晰的文化谱系的建构,所获结论往往争议很大,普安铜鼓山遗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呈贡天子庙M41、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及较早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等重要遗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提醒我们,碳十四标本的选择、提取及对其结果的信任程度,都需要十分慎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二是墓地年代的判断,往往牵涉到其它重要学术问题,如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楚雄万家坝墓地M23所出铜鼓器形介于釜、鼓之间,由于过去判断年代较早,被认为是铜鼓最早的类型,如作者所论不误,显然是亟需加以修正的。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在作者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被确定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范围内。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国中晚期云贵高原上特征如此鲜明、覆盖地域如此广阔的青铜文化的渊源何在?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认为其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尚不明晰,而是受到外部文化较大的刺激和助推作用。这种分析大致不误,但略显薄弱和粗疏,或许是作者认为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需要考古材料的更多积累,对此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如何,作者已经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西南考古的议事日程。今后在本书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多学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西南考古的突破口之一。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西南地区作为秦汉时期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为多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秦汉考古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为民族史、边疆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出版,必将为云贵高原乃至西南夷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后工作的新起点。

关键词:战国秦汉时期  云贵高原  考古学文化  西南夷  社会文化变迁

遗存的年代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困扰西南考古工作者的关键症结,作者对此予以了足够的重视,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对云贵高原各地考古发现的年代逐一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对既有认识多有修订。如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判断。作者根据墓地出土器物与其它墓地同类器物的对比,将万家坝墓地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并以西汉为主,所论有理有据,可以信服。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若干新的启示。一是关于西南地区考古遗存年代断定的问题,如同万家坝墓地发掘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碳十四测年数据,西南地区很多考古遗存,由于可资对比的资料少,碳十四数据在定年上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由于尚无清晰的文化谱系的建构,所获结论往往争议很大,普安铜鼓山遗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呈贡天子庙M41、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及较早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等重要遗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提醒我们,碳十四标本的选择、提取及对其结果的信任程度,都需要十分慎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二是墓地年代的判断,往往牵涉到其它重要学术问题,如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楚雄万家坝墓地M23所出铜鼓器形介于釜、鼓之间,由于过去判断年代较早,被认为是铜鼓最早的类型,如作者所论不误,显然是亟需加以修正的。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第三节 研究成果略述 

(《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30日4版)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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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夜郎文明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先生所着《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新近出版,全书约60万字,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着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八区,分别在细致梳理材料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年代、类型、族属、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并辟专章讨论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性质及其与土着文化的关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文化谱系,就其渊源、兴起、与域外的联系、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学术界就土着文化的内涵、年代、族属及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西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如果画地为牢,只关注某一小区域或某一领域的考古材料,并据以探讨较大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往往会有“盲人摸象”之虞;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欠缺。而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能脱离现有资料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书选择云贵高原这一相对独立然而又较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探讨,并广泛联系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域外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妥当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能够在展现文化面貌多样性的同时,通过彼此的对比进行整体把握,以资为探讨不同遗存的年代提供考量的依据,为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彼此之间文化联系的勾勒提供适合的平台。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既能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能把握住整体的脉络。另外,尽管作者很多具体的认识,与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所不同,可谓新见迭出,但由于都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并不显得突兀,而自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收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之全面和基本资料梳理之细致,探讨之具体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着作。 在研究取向上,正如作者指出,由于在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有时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中的地位过于突出,考古学无形中却被弱化”,多少影响着考古材料在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的实践表明,由于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献材料简佚,仅凭“他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难以承担釐清文化面貌的重任。在目前的情况下,突出考古学的主导地位,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应当是现实的要求和唯一的出路。作者尽管十分重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但始终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定位,从考古材料本身入手探讨考古学基本问题。所论本着“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态度,不夸大,不妄言,体现了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

 

在研究取向上,正如作者指出,由于在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有时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中的地位过于突出,考古学无形中却被弱化”(页21),多少影响着考古材料在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的实践表明,由于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献材料简佚,仅凭“他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难以承担釐清文化面貌的重任。在目前的情况下,突出考古学的主导地位,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应当是现实的要求和唯一的出路。作者尽管十分重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但始终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定位,从考古材料本身入手探讨考古学基本问题。所论本着“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态度,不夸大,不妄言,体现了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

  一、田野考古收获 

    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贵高原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这些遗存以墓葬为主,另有少量居住遗存和手工业遗址。本文从考古材料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别就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和汉文化进行疏理,并考察二者关系,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变迁。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学术界就土著文化的内涵、年代、族属及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西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如果画地为牢,只关注某一小区域或某一领域的考古材料,并据以探讨较大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往往会有“盲人摸象”之虞;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欠缺。而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能脱离现有资料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书选择云贵高原这一相对独立然而又较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探讨,并广泛联系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域外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妥当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能够在展现文化面貌多样性的同时,通过彼此的对比进行整体把握,以资为探讨不同遗存的年代提供考量的依据,为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彼此之间文化联系的勾勒提供适合的平台。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既能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能把握住整体的脉络。另外,尽管作者很多具体的认识,与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所不同,可谓新见迭出,但由于都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并不显得突兀,而自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收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之全面和基本资料梳理之细致,探讨之具体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

目录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迁,这在考古学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西汉中期以前,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处于一种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云贵高原原有的族群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当地土著族群在与汉人及汉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其文化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在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当然,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两汉之际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开始全面衰落以前,很多土著族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精神观念等一直相对稳定,无显著变化。我们认为,汉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统一和经略,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土著族群来说,其社会文化变迁要复杂的多,绝非简单的“汉化”所能涵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汉文化在云贵高原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地域化的倾向。这种地域化是汉文化同当地土著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也和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先生所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新近出版,全书约60万字,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八区,分别在细致梳理材料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年代、类型、族属、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并辟专章讨论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性质及其与土著文化的关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文化谱系,就其渊源、兴起、与域外的联系、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一、曲靖盆地青铜时代墓地遗存分析 

 

(原文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30日4版)

  四、领队可乐第十次发掘 

    汉代云贵高原的汉文化遗存基本都为墓葬,其中西汉至东汉早期与土著青铜文化有并存关系的汉式墓均为土圹墓。这些汉式土圹墓主要发现于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地区,尤以贵州西部为多。从发现看,它们既具有较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对这些汉式土圹墓的研究,可窥见云贵高原早期汉人社会的发展状况。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西南地区作为秦汉时期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为多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秦汉考古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为民族史、边疆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出版,必将为云贵高原乃至西南夷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后工作的新起点。

字数:563000

 

在作者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被确定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范围内。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国中晚期云贵高原上特征如此鲜明、覆盖地域如此广阔的青铜文化的渊源何在?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认为其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尚不明晰,而是受到外部文化较大的刺激和助推作用。这种分析大致不误,但略显薄弱和粗疏,或许是作者认为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需要考古材料的更多积累,对此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如何,作者已经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西南考古的议事日程。今后在本书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多学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西南考古的突破口之一。

  四、小结 

    云贵高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该地区自然环境独特,族群众多,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色彩也较浓厚。战国秦汉时期是云贵高原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这一时期,云贵高原“西南夷”土著族群创造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阶段,同时随着中原王朝统一和扩张活动的加强,该地区逐步被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版图,由“蛮夷”之地变为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区,当地社会文化由此发生剧烈变迁。因此,有关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历史和文化的探索,对深化区域史研究、认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汉文化的扩张与传播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乙类墓分组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结合相关遗存的面貌及特征,我们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黔东、黔西北、黔西南、昭鲁盆地、滇池地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横断山区、滇东南等9个区域,分别进行研究。黔东地区资料较少,但有一定地域特征。黔西北主要有可乐文化。黔西南有以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昭鲁盆地有银子坛文化和红营盘遗存。滇池地区主要为滇文化。滇东高原除滇文化外,还有八塔台文化。滇西高原主要有万家坝文化、大波那遗存以及石棺葬遗存。滇西横断山区以鳌凤山遗存、坟岭岗遗存和坡头村遗存为主,另有不少零星出土的铜器。滇东南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虽较零散,但地域特色比较显著。这些土著青铜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中以西汉为主,少数遗存的年代上限或可至战国中期。西汉中期汉武帝开西南夷是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面貌复杂,类型多样,与《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所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以百数”的社会发展状况大致吻合。

  二、对墓地的探索 

第三章 夜郎时期青铜遗存个案研究 

  三、灯具分布与郡县地理 

  五、小结 

 第三节 贵州汉墓出土灯具与郡县地理 

  三、蜀人南迁、滇人东扩和楚人西征 

  三、出土器物的类型学考察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一、空间范围 

  一、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认识 

  二、出土遗物管窥 

  七、铜鼓山类文化遗存与夜郎之关系 

 第一节 赫章可乐“甲类墓”研究 

 第四节 黔西南铜鼓山类文化遗存分析 

  三、夜郎族群去向观察 

 第四节 贵州汉墓出土的陶塑模型明器 

  四、高原上的远古农业部族 

作者:张合荣 著

  一、中水考古历程 

  三、可乐河南侧“甲类墓”分析 

  一、8号墓分析 

 第一节 赫章可乐“乙类墓”的分期与年代 

  二、鸡公山的神秘坑 

  二、由“排葬、乱葬”到“多人二次合葬”的认识 

  三、对曲靖盆地青铜文化遗存的一些认识 

  二、贵州汉墓出土灯具类型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周边族群对夜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四、小结 

  三、乌蒙山东南缘黔西南山地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 

  八、“铜鼓山文化”的提出 

 四、小结 

  二、套头葬墓分组 

  二、与滇池地区青铜时代墓地对比 

第五章 夜郎故地田野追寻 

内容简介:

  四、几点认识 

  四、关于贵州汉代墓葬与汉墓的分期研究 

  一、穴居的部落 

  六、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建立 

  五、墓主身份分析 

  六、从汉墓看夜郎等“西南夷” 

第四章 从贵州汉墓研究观察夜郎 

  三、墓葬打破关系与14C测年 

  三、可乐“套头葬”研究 

金沙总站 1  

 第三节 威宁中水“多人二次合葬”考察 

印次:1

基本信息:

  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 

  一、综合论述 

  以乌蒙山为核心的滇东黔西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中的夜郎族群在这一带创造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青铜文明。《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通过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至两汉时期考古遗存资料,结合文献史料和地理生态,对夜郎的地理位置、夜郎文明的形成、夜郎文明的地域文化差异、周边族群文明对夜郎文明的影响及随着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后,夜郎文明的发展去向等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古学观察。在此基础上,对滇东黔西地区发现的夜郎时期数处青铜时代遗存进行了考古研究,以反映当时复杂的"西南夷"地域文明。此外,还将两汉时期的汉文化遗存纳入到考察夜郎文明的范畴,探讨随着汉文化的进入夜郎等土著族群文化的变迁与融合。

  一、贵州汉墓出土灯具地域 

 第一节 夜郎地理位置解析 

  四、小结 

  三、参加可乐第九次发掘 

  三、中水“多人二次合葬”出现原因探讨 

 第二节 贵州汉墓的综合观察 

  五、配合大遗址保护的可乐考古工作 

 第一节 威宁中水遗址2004—2005年发掘 

  一、墓葬基本观察 

  一、陶塑模型明器分类 

  二、乌蒙山偏东黔西北山地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 

  一、夜郎地理位置界定指标 

  二、可乐河北侧“甲类墓”分析 

  一、百越系族群的北上 

  一、初进可乐 

  五、贵州汉墓与汉代郡县 

  一、墓地葬俗的地域性 

  一、中水墓地“多人二次合葬”资料 

  五、小结 

 第二节 夜郎文明的形成研究——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四、小结 

  二、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特征 

  四、出土器物研究 

  六、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源流与发展方向 

ISBN:9787030413079

第二章 夜郎文明的综合考古观察 

  二、从滇东黔西青铜时代遗存分析夜郎 

  三、与周边遗存相互关系观察 

  三、陶塑模型反映的贵州汉代世俗家居生活 

  三、祭祀活动中心的界定 

  二、时间范围 

 第四节 六盘水市2012—2013年夜郎考古调查 

 第二节 贵州夜郎考古工作回顾 

  二、再进可乐 

 第三节夜郎文明地域性特征分析 

印刷时间:2014年7月

  四、夜郎族群与东南半岛的文化互动 

  二、从“椎髻”头饰看地域文化差异 

  六、小结 

  四、小结 

  五、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明的共性特征 

  三、从汉中央王朝对南夷地区的开发看夜郎 

  二、陶塑模型制作工艺 

  六、夜郎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研究 

金沙总站,  三、关于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分期 

  四、乌蒙山西南缘曲靖盆地青铜文明的形成 

  三、谷坝中的村寨 

  四、套头葬墓年代及演变轨迹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夜郎考古的时空范围 

 

  二、贵州汉墓材料的一点订误 

  二、氐羌系族群的南下 

开本:16

  二、中原汉移民(汉人)夷化现象观察 

  五、关于夜郎活动中心的研究 

 第三节 赫章可乐考古散记 

 第二节 毕节青场遗址2008年发掘 

  一、乌蒙山西缘昭鲁盆地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 

  三、贵州汉墓的发现地域、分区和类型 

  四、墓葬年代和分期 

  二、山顶上的聚邑 

  三、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地域性特征 

  五、与周边同时期遗存比较 

  四、铜鼓山类文化遗存的经济与社会 

 

  一、夜郎族群汉族化(中原化)现象观察 

 第五节 夜郎族群发展去向观察 

  四、乙类墓分期与年代 

 第二节 赫章可乐“套头葬”再探讨 

 

  五、一个新考古学文化的辨识 

  一、贵州汉墓编号规范化之我见 

 第五节 曲靖盆地“八塔台类”墓地遗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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