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在考古所举行,移动的青铜王都
分类:文物考古

 

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着名汉学家艾兰博士,应邀于2007年10月30日在考古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作了题为《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一种新的范式》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王巍所长出席了本次会议。艾兰博士从商代有关于夏的神话谈起,对考古与文献的关系、以中原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传播、青铜礼器与陶器及漆器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初期形态,以爵、斝和鼎等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扩展是各地效仿强势文化的结果。精彩的报告之后,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结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对报告作了全面的讲评。之后,与会者踊跃提问,对夏商周在文化上是否同源、青铜器制作中的铭文效仿情况、文化的传承是否代表历史的传承、青铜技术的起源、青铜礼器产生之前的精美陶器的社会地位、关于夏的历史是否为信史、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探讨。历时2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会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圆满结束。

2007年10月30日下午,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en)应邀在社科院考古所做了题为“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及考古系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陈星灿研究员主持,许宏研究员担任点评。 艾兰教授首先剖析了中美学术界对于“夏”的认识上的差异,指出:随着数十年来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对于“夏”的存在一般持审慎态度,甚至有极端的修正派史学流派不但对“夏”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挑战,而且对“中国”这个概念用于先秦时代也提出怀疑。艾兰教授指出:“历史的”记载总是有着一定撰写目的的,不同于后世对待它们的目的。从殷墟所出的甲骨文来看,其中并无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确凿证据。所以,她假设“商人有一个关于夏的神话建构,并把它当作与自己的信仰相背的早期族群,而这个神话又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上的朝代”。她认为,尽管“夏”是否为神话有待讨论,但是,如果我们要作历史的重建,并不应该靠那些具有神话性的材料,而应立足于考古学资料。同时,艾兰教授也发现,一些学者开始不受文献资料的影响,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对待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整合,尝试用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成熟性,例如刘莉和陈星灿教授所著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报告中,艾兰教授引用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一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积淀并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她说,如果我们更多的关注于文化影响而非政治权威,就会发现这种“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青铜礼器及相关事物(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器、依据甲骨裂兆)作为精英文化的权威性标志,其形制与纹饰在晚商的所有中国区域都是共通的。同时,艾兰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礼器而普遍存在的青铜器系斯佩伯(Dan Sperber)所说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即反复传播(这种传播出于模仿、趋同心理,可能并不传播任何技术便利)。据此,结合“文化霸权”现象,艾兰教授假设:在古代,如同在现代,“文化表象”有着由强势一方到弱势一方传递的倾向。而且,虽然强势文化的文化样式易于在传播中发生变化,但此等变化均被限制在强势文化已知的基本样式的范围内。 通过上述研究模式的解析和借鉴,艾兰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器,而在于它最早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尽管冶铜技术起源于何处尚未可知,但二里头遗址青铜容器铸造中所使用的合范技术显然是中国的传统。况且,无论王城岗和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但嵩山自古就以来就有不同寻常的宗教地位,应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此,结合二里头时代的文化内涵,可知礼制应初步形成于二里头时代,“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在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而与其同时期的大甸子遗址所出的花纹罐,不排除模仿二里头文化木器、漆器的图案的可能。同时,“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也表现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关系上。通过对这一阶段部分遗物(主要包括可能象征礼制的青铜器和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的研究,艾兰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最后,艾兰教授认为,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 报告结束后,许宏研究员从方法论、研究内容、治学态度和学术敏锐性上对艾兰教授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一些考古新材料进行了补充,认为艾兰教授的这一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随后,与会学者在陈星灿研究员的主持下,就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同艾兰教授进行了交流。

2018年10月23日晚七点,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举行了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暨锦城学院“文化之旅”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许宏作了题为《移动的青铜王都》的演讲。讲座由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杨骊副院长主持。讲座现场听众爆满,还有从其他学校赶来的学生,主办方只好从150座的报告厅紧急转移到360座的学术礼堂。

 

相关链接: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

彭小军供稿

  讲座伊始,许宏幽默地进行自我介绍:如果说李零先生研究对象的标签是“三古”(古文字、古文献、考古);那么许宏研究对象的标签是“三早”,即早期城市、早期国家、早期文明。许宏首先从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及走向公众考古的心路历程谈起,讲述了自己的考古理念和工作定位。许宏在率队完成了“十五年磨一剑”的二里头考古报告的同时,又以考古回馈社会的文化自觉,接连出版了《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将二里头呈现在世人面前,让大众更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他将考古人形容为侦探和翻译:“我们发掘的考古现场特别像车祸现场或是谋杀案的现场,支离破碎。我们要一点一点地找证据,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情况;我们把公众读不懂的‘无字地书’,一页一页地翻译成在教科书上和著作上能读懂的文字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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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许宏谈了考古为什么注重都城。因为都城、大城市,肯定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金字塔塔尖,是整个文明的精华部分,比如现在的北京就最能代表中国达到的文明高度。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属于史前社会,最初村落之间都是平等的,接下去的社会结构就越来越复杂、差异就越来越大。从大型聚落到大的都邑,最后形成“移动的青铜王都”。而青铜礼器,恰好就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提速的时代出现的。对青铜时代一系列王都的探索,可以揭示三千多年以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博士,应邀于2007年10月30日下午2点,在考古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作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一种新的范式》。报告会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王巍所长出席了本次会议。艾兰博士从商有关于夏的神话谈起,对考古与文献的关系、以中原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传播、青铜礼器与陶器及漆器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初期形态,以爵、斝和鼎等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扩展是各地效仿强势文化的结果。精彩的报告之后,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结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对报告作了全面的讲评。之后,与会者踊跃提问,对夏商周在文化上是否同源、青铜器制作中的铭文效仿情况、文化的传承是否代表历史的传承、青铜技术的起源、青铜礼器产生之前的精美陶器的社会地位、关于夏的历史是否为信史、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探讨。历时2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会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圆满结束。

  许宏接着讲了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中国古代史分成三大阶段: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第一阶段是“邦国时代”或称“古国时代”,那是几千年悠长的、无中心的多元的时代,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称它为“满天星斗”的时代,那是前中国时代。第二阶段是有中心的多元的时代,二里头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就在此时出现。但是从二里头国家到西周王朝,它们在那个时代政治体制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盟主,它没有像秦汉之后的一统化,因此它是有中心的多元的时代,称之为“月明星稀”更适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秦汉王朝、秦汉帝国出现之后的一体化、一统化格局,可以称作“皓月凌空”。这三个阶段中有两大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二里头文化,第二个节点是帝国时代的秦汉。二里头遗址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都邑,但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它是处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节点上。这就是二里头的重要历史地位。到了二里头,开始进入这个“月明星稀”的时代,一直贯穿夏商周三代。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了“胡焕庸线”,将东亚大陆的版图分割成了东西两个大的板块。这本来是当时的人口分界线,线的东南的中国大地生活着94%的人口,而线的西北生活着6%左右的人口。之后我们的研究表明,这首先是地理上的分界线,同时古代的人口分布也基本上符合这条线的划定,它把整个中国的主要地区分成许多二元对立的板块:绿色的版块和褐黄色的版块、季风的板块和寒流的板块、多雨的板块和干旱的板块、农业的版块和畜牧、游牧的板块、鼎的板块和鬲的板块等等,大量的文化因素都在这里汇集。我的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中有一节叫“杂交出高度文明”,借用的是生态学上的“边际效应”的概念。它是指杂交往往能带来良种,具有发展的优势。所谓的移动的青铜王都,也就限于中原狭小的这么一块,是多个板块“杂交”的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为什么中原成了最早的中国?这就是我的小书《何以中国》要回答的问题。

 

  许宏认为,“何以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于二里头等遗址并未出土系统性的文书资料,因此无法通过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行对照确认。后世文献具有局限性,而光靠出土的锅碗瓢盆,是无法指认出夏王朝的遗存的。二里头已属于王都了,但没有出现甲骨文那样的文书材料,它究竟属于夏还是商代前期,这一问题还有待探讨。到了殷墟遗址,有丰富内涵的文书材料甲骨文的出现,和传世文献能契合在一起,才进入信史时代,在这之前只能称“原史(proto-history)”,这是一个介于完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和有丰富历史文献、有确切历史记载时代之间的一个扑朔迷离的时期。也可以说,在殷墟之前,任何企图把考古和文献记载作对号入座式的研究,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设。

  许宏借用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创建的东方博物馆一个展览名“China before China”的提法。他认为China before China,可以形容二里头之前的时代。那个时代里,我们看东亚大两河流域即黄河长江流域有多个文化圈,而龙山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各集团间城邦林立,完全没有中心可言,各地都是因地制宜来建构自己的防御体系。比如南方水乡利用自然河道或者是开挖壕沟形成水城;黄河中下游地带则是黄土夯筑城垣特别发达;而北方地区多见石头垒砌的城圈。到了公元前2400年到前1800年,这几百年各地的文化因素都向中原地区汇聚,“逐鹿中原”这个概念,大概最早出现于《史记》,但是“逐鹿中原”这个历史事实在远古时代就很可能存在。王朝诞生传说地却并无王朝气象,因为那个时候还看不到社会整合的迹象,没有出现一个庞大的都邑。

  当我们的视野转到了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可以看到“七星汇洛”的壮观图景:二里头,偃师商城,西周时期的洛邑,也就是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所说的洛邑以及韩旗周城,还有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总共是七个大的都邑级的聚落在洛阳盆地的这片区域先后出现,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事,二里头就是这些都城里面最早的。

  接下来,许宏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主要情况,指出二里头重要就在于它出现了许多“中国之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还有中国最早的车辙的痕迹。在二里头时期的东亚大陆,已经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

  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殿式建筑群。中轴线对于中国人太重要了。建中立极,后来中庸的概念,甚至河南人现在口语中的“中”,都属于“中”文化。这种“中”的概念和文化传统,通过三千多年前这些最早的王都的实践,后来变成了中庸的各种思想,被东周时期以儒家为主的那些思想家写进了经典。中国人通过历代的阅读,口耳相传,这些概念浸润到了中国人的骨血里面,这就是传承。中国是怎么来的?这里面有内在的思想的根源。

  不止如此,许宏更感到惊喜的是,二里头还出现了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这种用多进院落来标示身份和地位的等级意识很可能在二里头已经开始出现。在二里头发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虽然只有10.8万平方米,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是这种坐北朝南、纵向布局、中轴对称、封闭结构的土木建筑雏形已经出现了,可以从二里头一直向下延到明清紫禁城。

  二里头有中国最早的围垣官营作坊区,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官营作坊区,有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和铸造青铜器的作坊。这里是贵族奢侈品的生产地。这不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吗?在当时,青铜铸造在殷墟时期之前的几百年间,整个东亚大陆除了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和敢于铸造青铜礼器,这就是王权的独占性。直到殷墟时期,这套高精尖的青铜礼器的冶铸技术才泄密,甚至到了我们三星堆这里,到了湖南、江西、陕西等地,很可能那个时候的商王朝比较混乱。青铜冶铸技术的泄密从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东亚大陆出现了多个青铜文明系统。

  现在总体来说,大家倾向于认为青铜冶炼技术是外来的。欧亚大陆西部在比我们早一两千年的时候,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金属文化了。冶铜技术东传到了东亚大陆,简单的青铜冶制技术一旦到了我们这边,跟祭祀祖先的这套礼制传统相结合,跟我们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再跟我们的祖先几千年精制陶器尤其是模制陶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形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青铜高科技进入中原地区,既不用来做农具工具,那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不像三星堆人做成祭祀用具,那是为了解决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中原人特别功利主义,它最想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那就是政治,就如《左传》里面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原人在那个时候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现在说的“模范”是怎么来的?内模外范就是出自采用复杂的陶范制作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那么,二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今年5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引领者。这说的就是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

  包括三星堆文化都是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才从宝墩文化演变成三星堆文化,又到了殷墟时代,才有了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金沙出土了很多牙璋,最初的牙璋起源于龙山时代,后来以二里头为中介向四方辐射。我个人认为这种辐射不是强力的军事扩张,而是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跟风学习的结果。

  许宏向听众发问,我们说青铜王都向外辐射文化影响,它们为什么要向外辐射呢?据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推断,寻找铜、锡、铅这些重要的矿料,可能是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动力,因为那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事情。以山西垣曲商城为例,我们可看到这一带的古代和现代铜矿产地分布基本一致,在此设立据点的资源攫取功能非常明显。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江西瑞昌铜岭一带,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采冶遗迹。长江中游这一带矿脉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支撑王朝大规模冶铸青铜器的需求。在二里头之后,先后崛起的还是郑州商城、安阳殷墟、西周时期的丰镐、周原、洛邑三大都邑,它们“移动”的动因非常复杂,但其规模不断庞大化、功能分区日益强化、作为国家命脉的青铜礼器的冶铸受到高度重视,构成这些青铜王都的共性。

  许宏指出,二里头极盛时期建有宫城,一号宫殿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但没有发现外郭城墙。许宏推测此时是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盟主地位稳固,拥有文化自信,没有建造城墙的必要。此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西周王朝的丰镐、周原和洛邑三个都邑级大遗址同样也不见外郭城墙,构成了中原早期王都“大都无城”的鲜明特色,金沙遗址也不见外郭城,这符合当时东亚大陆的都邑大势。从二里头到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再到西周时期的三大都邑,构成了移动的青铜王都的总体脉络。它们都可以置于“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原王朝不断提速扩展的谱系上。“何以中国”的问题,也随着青铜王都的移动和移动过程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汲取和“中国”世界雏形的初步形成,逐步变得明朗起来。

  许宏在严肃探讨学理问题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作为一个考古人的职业自豪感和对二里头遗址的特殊感情。在提到文物处理时,面对坊间种种质疑,许宏指出考古学者和盗墓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盗墓者关注的是出土文物背后的经济利益,而考古学者关注的是出土文物及其考古背景,注重的是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谈及他为之奉献了19个春秋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时,许宏充满了深情和敬意:“我们第一任老队长1928年出生,第二任老队长是40后,我是60后,这些成就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取得的。明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将要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将同时向公众开放。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我们现在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才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是愚公移山的事业,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讲座最后,不少学生和老师踊跃提问,许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解答。讲座于当晚九点结束,礼堂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文字整理:四川组委会 陆易凡

  摄影:林军、罗瑞、李丹

  审核:万娇

  编辑: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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