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太和七旬老翁着书,为何乾隆反而下令彻查
分类:世界史

提起刘立明着书的事,实在令人吃惊: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在短短十个多月,通看多遍《三国演义》,撰写出10个系列评论文章,共7万多字,完成《闲评三国》初稿。

关于亦真亦幻的三国故事

还有一件事,乾隆在70岁的时候,自称“古稀老人”,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可是,尹嘉铨竟然在他的书中,也自称“古稀老人”。

盛先生认为,文学创造和虚构固然是可以的,误用和歪曲则是不可以和没有必要的,如果使用更准确的资料,一点也不会影响《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许还能增强其色彩,于是就有了通过长时间收集、比对、梳理、考证而得到的这一项大成果。

今年74岁的刘立明,是安徽太和县三塔镇人,退休中学教师。他从事中小语文教学44年,积累了丰厚的文学底蕴。1997年退休后,在家安心劳动,逢农闲时,专心研读古典名着《三国演义》,细心品味书里的每一位人物。2006年6月起,年愈古稀的他,萌生着书《闲评三国》的念头,从此,他夜以继日,便潜心写起文章来。为开阔写作视野,他虚心求教,反复翻阅《说三国话权谋》等参考书籍。目前,他撰写的《闲评三国》初稿,经朋友引荐,送京城一编辑部修改。

关于“20年研究亲戚关系”

最终,尹嘉铨还是丢了自己的命。

既然“三国文化”的影响如此巨大,对于《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知,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最权威的依据是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写得明明白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此外,《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法正传》也称张飞的字为“益德”,《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也都称张飞的字为“益德”。这些材料互相印证,无可辩驳地说明,张飞的字就是“益德”。

(参考资料:《清史稿》)

近年易中天的《品三国》出了大名,事涉当行,老盛技痒难熬,逐句研究,为之补正,其《品三国补正》已经出版,下册尚在撰写中,吾均得先睹为快。如《续后汉书》等史料描写二乔有“二女虽流离”之句,易先生品为“大乔小乔虽然颠沛流离”,盛先生指出此“流离”乃“光彩焕发貌”。又如《后汉书》说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品三国》解释说,祢衡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还凑合。盛先生指出,这里的“儿”本作男儿、男子解,引申出去,还可解作英雄、伟人,不可作“儿子”解,所以邹容《革命军》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句。

沈伯俊说,当时电视上热播《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他为四川等地的几家媒体先后撰写了几十篇关于三国的小文章,篇篇短小有趣,比如:“吕布的兵器是不是方天画戟?”“荆州到底在哪里?”“诸葛亮躬耕的南阳在哪里?”“蒋干是不是庸才?”“孙夫人名叫孙尚香么?”等等。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名为《三国漫话》的书中,由巴蜀文化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后还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至于“张飞是曹操侄女婿”,不过是其中一篇而已。这次又被媒体兜出来,是因为不久前四川一记者看到这本书,发生兴趣,于是采访了他并报道出来。

如此看来,这不能不说是皇权社会里,作为“人臣”的一种悲哀。

《三国演义补证本》将原文与盛先生的补证并列排版,欲读原文仍可连贯而下,欲读补证亦可一气呵成,欲将两者比较而读,则相关之原文和补证均在一页之内,不妨细细揣摩。

提起张飞的字,很多人会说:字“翼德”。其实,这是个错误,张飞字“益德”。

于是,乾隆一边命令把尹嘉铨抓起来,交给刑部审讯,从重治罪。一边又命令查抄尹嘉铨的家产,重点查找尹嘉铨的那些着述,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反动言论”。

面对《三国演义》这样一部虚实相间的作品,重实者以为其与《三国志》不甚相合,重虚者则又反过来埋怨其事太实而近腐,以致两面受责。但是,以《三国演义》为本体,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种“三国文化”,其道统、谋略、军事、外交等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统治者和民众心理,并扩及于世界许多国家,则是不争的事实。

沈伯俊是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潜心三国学研究20年,著有《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评点本、《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等多种著作,在国内三国研究界颇有名气。此次媒体报道他“20年研究披露张飞是曹操侄女婿”后,一些读者和网友不以为然,嘲讽他居然花了20年时间才研究出张飞和曹操的这点亲戚关系,对此,这位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很是委屈。他说,自己20年来出版了十几本研究三国的论著、上百篇学术论文,哪像别人说的,20年只研究张飞和曹操的关系。

对于刑部指控的这些“罪状”,尹嘉铨虽然有解释,不过解释完后,他紧接着就说“就是该死,还有何辩”。

盛先生在文学与历史的交叉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数达千余篇的补证,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故事,饶有趣味。

张飞并非字“翼德”

比如,他的母亲去世,他竟然用“薨”。

盛先生之补,大略有两类。一类是演义有载而三国史实无,则补其渊源来由,如貂蝉、周仓等人的来历等。另一类是三国有史而演义不载,则择其荦荦大者,据实补出,以备研究,如王粲《登楼赋》登楼之地,关羽如何被杀等。盛先生认为,三国名胜古迹,特别是名人墓地,多为明清时期因《三国演义》的风行而出现的,如十处周瑜墓、八处鲁肃墓等等。

几天前,有报道说四川一学者经过“20年潜心研究”,发现三国时的曹操与张飞不仅是对头,而且是亲戚!消息传开,有人质疑,有人嗤之以鼻。12日,记者采访了新闻主角——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沈伯俊先生

清朝退休官员尹嘉铨,在70多岁的时候,向乾隆皇帝递了一本奏折。乾隆不收,让他不要再递这种折子了。结果他不听,又追加了一本。乾隆冒火了,把他抓起来,对他一通严查,刑部判他一个凌迟处死的罪行。最后乾隆皇帝开恩,不凌迟,改为“绞立决”。

盛先生之证,是以史实证演义之虚。此为辨析《三国演义》之虚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三国时代的兵器;三国人物的身材,刘备约1。72米,诸葛亮达1。84米;甘夫人、二乔等妇女的身份;马超、陆抗等人的真实面目等等。

沈伯俊随口又给记者讲了几个有趣的三国小知识。

尹嘉铨究竟要给乾隆说什么事,为什么最终事没说好,结果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呢?

盛先生在读《品三国》的同时,又一次读了《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发现在史实、官制、语言典故等方面,黎着更为准确、扎实、耐看,为此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金沙总站,沈伯俊说,学者们在研究三国文化时,常会感到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许多问题难以自圆其说。他主张运用一种“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将史学、文学、哲学等各种文化视角结合起来,既不能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也不能将小说中的演义当作历史事实来对待。他说,自己研究三国文化多年,最乐于做的事就是追寻历史事实,结合民间传说的传播演变,给人们提供有益而有趣的三国文化知识。

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

老友盛巽昌,文史专家,着述甚富,其人脑袋硕大,似陈老莲笔下魏晋名士,远处即可辨识,善谈而操一口方言,似宁波似绍兴而实杭州官话。此公精力过人,涉猎甚广,而近年的兴趣焦点,则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史,已经和即将出版的相关着作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用功最深的,当推即将见书的《三国演义补证本》。

尹嘉铨在乾隆元年中举,当官后,先后担任过刑部主事、郎中、大理寺正卿等职务。70岁的时候退休回家。尹嘉铨退休的第二年,乾隆皇帝游五台山。游完后,住到保定。这时候,尹嘉铨就写到一道奏折,让他的儿子交给乾隆皇帝。奏折的内容是请求皇帝给他的父亲尹会一上谥号。乾隆皇帝看到后很不高兴,说:“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逭矣!”

比如,尹嘉铨将鄂尔泰、张廷玉等乾隆罢黜批评过的人称为“名臣”。

那么,尹嘉铨为什么一定要上那两道奏折?而乾隆皇帝又为什么一定要大动干戈,置尹嘉铨于死地呢?

官员们不敢怠慢。因此一页一页地仔细搜索。一查,果然查到了不少问题。最终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比如,尹嘉铨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他的父亲尹会一称为“四子”。刑部问他,只有颜回、子思、曾参、孟子才能称为“四子”,你怎能把你父亲这几个人称为“四子”?

当然了,其个人的藏书更是非常丰富。成套的有311套,散书1539本。还有许多没有装订的书,包括法帖、字画、书信,书板等等不在少数。

显然,乾隆皇帝想要的,就是绝不能让大臣依靠文章着述,或者是自己要来的荣誉“青史留名”。皇帝可以让一个大臣“青史留名”,除非这个大臣对皇帝绝对忠臣,忠心耿耿为皇帝付出,为皇帝赴汤蹈火舍生忘死。除此以外,都是在被绝对禁止之列。

比如,他在文章《多病徒传》中说“子欲为帝者师”这样的话,审讯他的人问他,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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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最终他不但丢了命,而且所有的着述都被禁毁。连有他写“序”的书也被销毁了不少。他写的那些碑文,也被磨毁。

后世学者曾分析,尹嘉铨之所以想上那两道奏章,目的是继续在乾隆皇帝面前增加存在感。因为乾隆皇帝到保定时,并没有召见他。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乾隆的青睐。就算退休了,乾隆不可能再用他了,但是受到乾隆的召见,也可以在家乡人面前耀武扬威一下。

不过,我觉得尹嘉铨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尹嘉铨是个着书立说的人,着书立说的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留名青史”。比如“上谥号”“从祀孔庙”这些荣誉,就是留名青史的事情。被尹嘉铨列为“名臣”的张廷玉,就曾因为雍正答应把他“从祀孔庙”,他退休时,让乾隆认可,结果惹得乾隆大发雷霆,对他进行严厉打击。尹嘉铨不吸取教训,也想这样做,无非也就是想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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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是一个道学家,他曾经把朱熹的《小学》进行注解,又加了一些文章进去,改名为《小学大全》,提议让八旗子弟学习。这件事得到过乾隆的嘉奖。除此外,尹嘉铨自己着述加编纂的书籍也不少,达到了93种。同时他还给别人写过不少“序”,撰写过不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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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要求对这些书籍必须严查,谁要是差漏了,就治谁的罪。

最终,刑部把尹嘉铨所有的“罪证”收集起来,判了他一个凌迟处死的处理结果,交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为了表现自己皇恩浩荡,法外开恩,把“凌迟处死”改为“绞立决”。

哪知道尹嘉铨看到乾隆的批复后,不服气,再上了一本奏折,这份奏章是请求把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以及他的父亲尹会一“从祀孔子庙”。乾隆看了后,怒不可遏,说:“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打击尹嘉铨,而且说出“大肆狂吠”这种侮辱性的话,把尹嘉铨形容为一个疯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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